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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倪柝声和中国家庭教会    热     ★★★ 【字体：小 大】
倪柝声和中国家庭教会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9-6
小小绵羊 新手初译，不当之处请见谅、指正，谢谢 倪柝声和中国家庭教会 目录： 1． 序 2． 人物背景 3． 文化背景：教会中的东西方冲突 4． 倪柝声之事工 5． 倪柝声之人物 6． 倪柝声之教导 7． 倪柝声之遗产 8． 倪柝声关于教会和国家的观点 9． 参考书目：略 1．序 自1973年中国和西方开始互访以来，来自这个国家出人意外的报道日益增多，其中之一是：关于中国家庭教会。最先的访客称：不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中国家庭教会在经历了25年的逼迫后依然保持完整，若干年后，有关报告逐渐多起来，有调查估计：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已达到了3000万，又几年之后，有新的调查估计中国家庭教会人数达5000万甚至更多。 可以将这些数据同1949年以前估计的数据比较，大部分权威性的数据表明：1949年前某一年全国仅有不多于100万的福音信徒，即使到1949年大陆政权被GCD接管时，全国信徒也未超过200万。今天的这些统计数据是极令人惊讶的，尤其是中国教会在严厉的逼迫政策下生存了30年，其情形比之世界上任何受迫害的教会并不好，而30年之中受迫害而死的基督徒人数仍是无法统计，此外，30年之中持守纯正信仰的中国基督教徒知识分子或受迫害或被迫保持沉默。所以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数字，中国家庭教会可以被称为有史以来的得胜教会之一。在过去的35年时间里，许多发达国家的教会未曾经历人数爆增的复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基督徒的人数甚至有下降，而中国却在这几十年间创造了20倍至55倍的增长记录。今日看来，大部分基督徒人数激增的地方不在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里，而是没有组织，被定为非法的家庭教会里。 本文所论的人物—倪柝声属于该精神层面的上层人物，自然会引起西方更多的注意，他可以称得上谜一般的人物，他的教导有令人信服之处，有似乎矛盾之处，也有引起争论之处。但不管如何，他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杰出的基督徒工人之一。 2．人物背景 倪柝声生于1903年11月4日，早先名叫倪述祖。自归信基督并献身福音事工后改名为倪柝声。倪柝声父亲于1877年生于福州，在九兄弟之中排名第四，在清政府海关署任职员，于1941年在香港离世。 象许多著名的神的仆人，倪柝声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福州第一所提供西式教育的学校于1853年在这座城市的郊区创立。就在这所学校倪柝声的祖父听见福音归入基督。四年之后的1857年，福建的第一间教会在福州建立，倪柝声的祖父是首批四个受浸的信徒之一，在福州的闽江受浸。他进步很快，传教士栽培他成为了传道人，不久他开始在这座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里传扬起福音来，最后他被授予牧师职分。他是福建三北事工团首位被授予牧师职分的中国人。他有一项恩赐很突出：释经。因此在1890年他过世后仍被人长期纪念。 对于倪柝声心路历程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林和平。在林和平幼年时，她曾被她父母象奴隶一样卖给福州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最终却不能供养她，最后又转手过继给一位富商之家做养女。金弥尔称林和平是一位心志坚强的妇女，虽然归信比较迟，最后却深深地献身于基督并忠于圣经。她心智聪颖，在西式教育下受到良好熏陶，她就读于上海的中国欧式女子学校，学业上很轻松超过了别人。她深受HUO-KINGEN女士的影响，HUO-KINGEN女士是第二位在美国受过医科高等教育而来中国参与福音事工的女性。林和平曾试图说服养父送她去美国学医象HUO-KINGEN女士一样。 另一位满有恩赐影响林和平的女士是余慈度（DORAYU），她曾经被选送至海外学习，却由于神的呼召从欧洲回国自由传道。 在林和平准备实行她的计划之前，她父母接受了一份来自NGAUING-SIN（倪父亲）的婚约。（倪父亲从事行政职务后改名为倪文修）。在当时违背父母作出的正式决定是不可想象的，带着心中的酸楚她服从于父母的命令。 事实证明林和平的婚姻是幸福的，她后来有九个儿女。在抚养儿女的同时，她还积极参加爱国社会活动，并帮助过孙中山。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政治组织者和鼓动者。林和平组织了妇女爱国社团，经常公开演讲。当孙中山于1913年来福州时，她担任了负责接待的行政官员，后来她被国民党政府授予爱国二等勋章。到了1919年，她献身于基督，从此活跃于福音布道事工，政治活动就减少了。 3．文化背景：教会中的东西方冲突 林和平早期生活类同于她丈夫家庭，受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相互影响，同时夹带着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如此倪柝声家庭成为那时代社会的一类典型。如果没有认识到中西方文化交融中那种隐蔽的最后导致危险的相互影响，特别是这种影响存在于西方文化和中国基督教会之间，那么就很难读懂中国教会史。 纳格博士已经提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后来产生的，在此之前有一非常奇怪的思想称为“文化自尚主义”，“文化自尚主义”早于民族主义，纳格这样描述它：“在中国边界之外的都是毫无价值和影响的，跟外界竞争的需要是不存在的”。那时的满清政府采取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在那150年以前，乾隆皇帝带信给英格兰的乔治三世说：“正如你的特使实际所见，我们拥有各种物产，我以为你们所带来的那些希奇古怪的玩意儿（指西方送来的钟表等物）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你们国家生产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用处。” “鸦片战争”（1839年-1843年）使中国从其“安心”中惊醒过来，“鸦片战争”促使中国民族主义抬头，国际性的耻辱唤醒了中国人，使中国人开始谋求崛起以对抗西方的挑战。 1842年之后，英国和荷兰谋求与中国通商，那时按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香港划归英国，中国被迫开放五个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广州、厦门、宁波、福州、上海）。这样的结果对于清政府是一种迫于西方枪炮压力下的让步。 在给予英国通商权之后，中国人却被禁止从事物物交换贸易，中国政府仅仅允许英国人用银子购买中国物品，而这是令英国极不愉快的。后来英国发现可以说服中国人购买印度鸦片，为这个理由后来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1862年的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不平等条约。 也正是在此期间，西方基要派宣教士陆续大批登上中国大陆。戴德生于1854年来华，并于1865年创立了旨在向中国内陆宣教的内地会。在此情形下，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把基督教宣教士和在西方列强的枪炮掩护下那些羞辱中国人、鼓励鸦片贸易的外交使节紧密联系上了。 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受灾于一场名叫“太平天国”的革命，其领袖为曾参加清政府科举考试失败的青年人洪秀全，洪秀全曾受基督教宣教小册子的影响。后来作了一梦，感到要除去中国的偶像崇拜和腐败，他宣布要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天堂般的国度叫“太平天国”。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和高涨，神秘的、迷信的成分被不断充斥到原本就无正统信仰根基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到一定时候这场革命运动就彻底丧失了任何基督教信仰的特性。洪秀全着迷于他是耶稣弟弟这样的信念，他在明朝首府南京建都，历经十年时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 当上海受到太平天国威胁时，外国列强曾组织一支军队（洋枪队）帮助腐败的清政府抵抗太平军。据估计在这场历时超过十年的内战中约有超过2000万人丧生。“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教之间的某种联系根本无助于使基督教在中国人心上打下美好的烙印。 经历了太平天国之后，满清政府更是元气大伤，无法抵御西方的影响。1862年签订的不平等北京条约允许传教士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因此促使大型传教机构来到中国开辟工场。罗马天主教会就成为其中最大的一位宣教工场业主。接着有更多的宣教机构派宣教士来到中国，当许多宣教士进入中国时，引起了GCD人和其他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抨击。有越来越多的宣教机构借开办中学、大学、医院等，介绍和传播西方科学和技术，博禾说中国的禾场要比世界上其他宣教禾场吸收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虽然差不多所有历史评论家都公认当时的宣教机构曾竭力反对他们的政府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反对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对后来的这部分条约内容感到羞耻和悲痛，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法分辨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到底是宣教士还是侵略者。 1900年义和团运动（又称“义和拳”）屠杀了大批中国基督徒和一些来华宣教士，到处散布“仇洋”言论，激起民间反洋高潮。机敏狡猾的慈禧太后想给这匹来自民间的野马套上马鞍供自己使唤，密令义和团消灭所有在华洋人。 经历了来自社会一系列狂怒的颠覆，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武力入侵，之后于1911年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最终使腐败的满清政府哄然垮台。革命的目标同时也针对了外国对中国的入侵和剥削。 中国社会不同于俄国，中国社会的贫穷不仅仅是由于他们自己政府的问题，也是由于当时殖民国家对中国半殖民性质的盘剥（例如：签订不平等条约）。纳格博士总结了这点说： “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仅促使中国民族主义产生，更成为了推动民族主义的牵引机。紧随着鸦片战争脚跟的是英国和法国为争夺殖民地资源在1858年至1860年发生的战争，然后有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紧随着中国战败而签订的条约中满清政府处处对外国列强作出了让步。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仇外倾向“，民众仇外的情感一而再地在一些历史事件中表现出来。如：上街youxing、抵制外来商品、罢工，甚至攻击外国使馆。 这种仇外倾向因着在中国人心中认为基督教与外国殖民势力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不容忽视。纳格记载在1920年发生的一次反基督教性质的运动，中国又称“新文化运动”，这次运动深深影响当时在中国北方的知识分子，当然他们的目标不仅仅针对基督教，尤其是统治中国文化2000年之久的孔子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受到了空前的批判。曾有这样的评论： “儒家学说缺乏人性，一味强调仁、忠、孝，使中国在现代世界中变得懦弱可欺，失去了抵抗力”。译者按：当时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强调暴力斗争的MKS主义等西方推崇竞争和暴力的学说迎合了民族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潮。 另一方面基督教被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定了双重的罪孽，其一基督教的教训被认为是有害的，MKS视宗教为“精神的鸦片”；其二基督教被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先遣”和“帝国主义盘剥弱国的工具”。 中国青年联盟第五次年会（1924年8月）的一份决议如下： “我们声明：强烈反对破坏我国人民族之精神的基督教教育，基督教教育是旨在破坏中华文明的文化侵略。” 又写道： “资本主义制度必将随着新的、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而消灭，随之消亡的是其亲密同盟—基督教。” 当GCD开始谋求权力斗争的途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怀着对帝国主义的仇恨。MZD在成为一名MKS主义者之前早已逐渐形成了仇外思想。在他成为MKS主义者之后，他继续沿着MKS民族主义路线走并对此作出了一番自己的解释。有关MZD的政策和其教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本文讨论范围，我们只要认识到MZD的民主主义思想中有重要一方面是指向基督教的。 当教会立场跟民族主义有了联系，可能再也没有比此更威胁到其生存的情形了，宗教沙文主义被认为是对人心灵世界的竞争和入侵。 4．倪柝声之事工 很难评价倪柝声30年事工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在今日面对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之前，我们要粗略概述他的事工倾向和他事工和教导的特征。 倪柝声曾被这样评述：“。。。曾是一个非常好动、淘气的少年，诸如经常弄坏了家具、打破了花瓶，跟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倪柝声总是作领导的角色，搞出各种花样作弄人。从他幼年的生活里，倪柝声已经显示出领导的才干。” 倪柝声的改变是在1919年他16岁时，他的母亲林和平在余慈度带领的福音聚会中悔改并重新委身基督。余慈度这位宣教士曾在林和平求学期间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聚会之后林和平面对自己的儿子倪柝声痛哭悔改，原因是曾经误打了他，倪柝声非常惊讶，他决定也去参加余慈度的福音聚会。一去之后倪柝声也被改变了，从此完全奉献于基督并为他事工，一生未改变过心志。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倪柝声专心于福州城内外的巡回福音布道。他常常随同一支小小的福音布道团出去到从未听过福音的村庄传道。金弥尔说：“倪柝声常常能借着短程布道成功地影响一大批人。有一些长途的旅行布道由林和平带领，也曾走出国门，比如去印尼布道。倪柝声建立教会的路是从家里的小群聚会开始的。常常不久之后因人数增多需要寻找大的聚会所。从那时起，他们将家庭小聚会和大的会堂聚会结合起来，他们始终坚持为这些团契栽培本地传道人。在此期间，倪柝声获得了福州三一学院的学士学位，二十年代后期，倪柝声有两年时间因肺结核不能工作，之后他同张品蕙结婚，张品蕙从著名的燕京大学毕业，她的文学才华使倪柝声在写作和翻译事工上得到很大帮助，自此倪柝声同张品蕙一起生活直到被囚。 在三十年代，倪柝声行程至国内更广的区域，着力建立比以往更多的教会。他工作的基地于1932年转移至上海，在此期间他去英国作了一次旅行，参加了开西（Keswick）大聚会，结果他跟接待他的伦敦闭关弟兄会有了争论，这是因为他拒绝把自己同其他基督徒分开。 1936年日本侵略中国，教会事工逐渐变得困难，经济上也陷入困境。倪柝声有两次进入日军占领区，但更多的时间留在民族抵抗组织控制的区域。在1942年他开始同他的一个兄弟（一名化学专家）共事，后来他成为国内一家生化实验室和一家药厂的负责人。他声称之所以他做这些是因为小群的同工们需要供应，因此象保罗一样织帐篷来维持自己和同工的需要。 然而倪柝声的同工们却反对他这样作，最后宣布停止他在上海的事工。这样倪柝声受制于教会行政之下停止了事工，直到四十年代中期。 1947年倪柝声重新恢复他在上海小群的领袖地位，再次活跃于建立教会和训练工人的事工中。在内战前的最后几年事工中，小群根据使徒行传八章耶路撒冷教会的模式发动移民宣教，按这个策略，包括了把整个家庭教会迁移至福音未达之地，这种工作的果效是极其惊人的。 此外，倪柝声的一部分时间用于在上海有5000至7000人参加的特会中布道。他工作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成百上千个教会。这些教会以圣经为教导的基石，向邻居朋友作见证，常常操练唱诗、祷告和交通。 1956年1月倪柝声被上海当局提起诉讼，他们组织了一次公开的“控诉大会”，在约2500名群众面前他被控诉犯有间谍、淫乱和腐败罪，他的教导中由于含有“末日”的宣扬而被严厉批判。倪柝声后来被判20年徒刑，1972年死于狱中，时年69岁。 将倪柝声和约翰卫斯理作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卫斯理的事工成功了，在他52年事工生涯里赢得了12万人，因着他的工作果效，卫斯理为西方世界熟知。在任何一座图书馆里，有关卫斯理的书（包括评论他的生活和教导的书）可以摆满整个书架。倪柝声在其事工的量方面可能要超过卫斯理，他的事工生涯仅仅略多于卫斯理的一半，而且其中有十一年之久的事工经历在动荡不安的二战期间。据一份内战期间的统计，小群总人数达到了15万至30万之间。然而，倪柝声的结果却不能同卫斯理相比，他远远不如卫斯理为西方所知，大多数图书馆根本没有他的一本传记。（译者按：本文写于1986年，今天已经有不少倪柝声的著作被译成英文或其它文字，特别是江守道于90年代完成了倪柝声全集的英文翻译工作，使西方世界逐渐加深了对倪柝声的认识。倪柝声是现今最为西方教会所熟知的中国基督徒工人之一）。 5．倪柝声之人物 倪柝声很早就显示出其个性和心智上的特质，这些特质后来虽稍有变化，但基本决定了他事工的主调。他的个人特质表现如下： （1） 热忱，有雄心的 倪柝声自归信基督直到最后的日子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忱，他的热心是非常强烈的，用现在的话可以称为“狂热”。另一方面他的热忱毫无疑问成为他领导别人和劝服别人的一个巨大动力，在消极方面，他缺乏足够的忍耐，常常使体能消耗竭尽到几乎崩溃的地步，此外他也常常自律于贫困之中。 （2） 充满理想的 倪柝声不只是一般的理想主义者，而是超级理想主义者。“妥协”这词从不出现在他的词汇里，克立夫指出他曾严厉地责备西方差会是因为： “他发现基督教差会常常缺乏真正的热心，并且总是妥协，他责备这些差会建立的教会把受浸、敬拜和圣职按立等发展成人为的仪式，倪柝声认为这些仪式与他在新约圣经中读到的大相径庭。” 此外还有： “倪柝声宣称他所在的不强调组织的聚会是脱离任何宗派的，这样作是要遵照圣经真理，使真自由仍存于教会里。” 倪柝声认为西方教会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冠名宗派教会）是得罪神。他严厉责备西方传教士为自己申领薪金的做法，认为这是从事圣工者的羞耻。在教会扩展事工上，宗派教会把这责任主要放在牧者的肩上，而倪柝声则集中精力训练每个信徒参加圣工。 倪柝圣显示出他是一位坚持圣经复古路线者。有意思的是，克立父指出：有相当数量的西方传教士认同倪柝声的批评，离开了原来的差传机构试图同倪柝声同工，然而这些传教士却未能使倪柝声在西方教会中赢得声望。 倪柝声持保守立场的另一方面是他拒绝让小群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注：当时正值民族主义热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拒绝为中国或日本战胜祷告。1940年他说：“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形：英国和德国基督徒，中国和日本基督徒跪在一起祷告，我们究竟是为对谁有益的祷告呢？。。。。。。在中国，太强调基督徒和传教士跟国家的一种特殊关系。。。。。。我们不应求中国或日本哪一方得胜，只求神的益处。”这是从战争期间倪柝声一篇讲道记录中摘取的。这段话对于普通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 另一方面，倪柝声严格劝阻工人因自己的事工需要而募捐，也不赞成口头或其它方式的暗示。 不幸的是：象许多保守主义者一样，倪柝声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强调使其有时会陷入与传统伦理的冲突中。倪柝声的理想主义是其力量之源，可惜由于主次不够分清，所强调的这些细节就成为他的弱点。 （3） 勤学 倪柝声最为对他熟知的人所了解的特质是：在圣经知识上的精深造诣。在他的著作中，为了要作深入解释，他频频引用希腊原文，尽管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对希腊文学有专攻还是借助了权威的参考书。 金弥尔这样评倪柝声的讲道：“没有谁曾看到倪柝声公开使用任何资料或笔记，因为他能够做到过目不忘，把所读的准确无误地复述出来。” 查理-巴多访问上海之后记载道：“有一些亲爱的弟兄们对真理异常渴慕和追求。倪柝声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好象从不休息，只有二十八岁，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相当强的能力，他是一位勤工者，读过大量书。。。。。。”。 李常受曾经论到倪柝声：“我从未遇见一位象他那样精通圣经的人。”据一位来华宣教士孙约翰记载：“就圣经的分解，我不能和倪柝声相比”。象教会历史上出现的许多重要人物一样，倪柝声有非常突出的恩赐并一颗极爱慕神话语的心。 了解了倪柝声上述特质后，一件事令人惊讶：在一些西方读者看来，倪柝声有时要被视力为反智人物。这种观点根据于倪柝声有历史上的奥秘派倾向，他早期的文章曾论道：“理性的思辩对于属灵生命的栽培是没有任何功效的。”这种立场在他后来的事工生涯中渐渐减弱了。 虽然倪柝声的“极端属灵神学”已经受到广泛批评（把基督徒的义工和灵性绝对分化）。在他自己的生活里似乎未曾受过这种自省的苦恼。倪柝声后来的读者把这些归因于他曾为自己解释：他只分属灵与属魂而不考虑伦理。认真阅读倪柝声著作的人也能轻易对这方面作出分辨，指出其不当之处。不管如何，可以注意到倪柝声和其同道的生命特点在于不止息的工作。 6．倪柝声之教导 倪柝声很明显受到普利茅斯弟兄会和开西大会并“得胜者”教导的影响，他也读并且欣赏哈得胜-泰勒，乔治-穆勒和感恩夫人的著作，从写作“属灵人”到完成“正常基督徒生活”，其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他在宣讲方面按金弥尔的记录：“他能把惟独依靠耶稣来到上帝面前的道讲得很清楚，而太多的基督徒追求建立在义工之上的得救。” 在倪柝声后期事工生涯中，曾被评说发展了一种偏离原来保守路线的极端教训，在这些方面，必须特别强调权柄与顺服。还有一种倾向是把灵、魂、体，盼望与现实严格分开。有一些论文已经提到：倪柝声最后五年事工中，在许多观点上偏向极端。不管如何，我们要留意他著作中的一些不平常观点。有两本倪柝声自己所写的书（现已译成英文版）是常被人阅读的，一本是《属灵人》，一本是《工作的再思》。其它的作品都是从他讲道的笔记里翻译出来的，不可避免加上了翻译者的一些解释。最初金弥尔把一些笔记翻译整理成几类，其中最著名的是《正常基督徒生活》、《不要爱世界》、《变成他的样式》及《这人将来如何》。近来海外小群在江守道的带领下由纽约基督徒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有特色的书，这些书包括《属灵的权柄》、《属灵的知识》和《福音问答》及其它。在笔者或其他大多数读者看来，显然倪柝声后期作品中存在着一些比较激进的解释，同时不可否认倪柝声在一些观点上持守极端立场。其中包括：属灵的权柄、教会论等。 作权柄代表和顺服权柄的教导跟儒家观点不谋而合，儒家强调三纲五常，教导说：“父母永无错误，即使有错子女也当顺服。” 要明白倪柝声关于“地方教会”立场的教导，必须提起他跟英国闭关弟兄会的一次争论，自此倪柝声已经形成了对于西方宗派主义的片面印象，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西方的宗派分裂状况复制到中国，如果英国闭关弟兄会未曾与其他宗派出现毫无爱心的分裂状况，倪柝声大概是不会去努力寻找其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倪柝声提出“地方教会”观点另一理由是基于他的理想复古主义。“地方教会”的教导在西方教会是行不通的。而对权柄绝对顺服的教导在现代美国、中国和其它地区已经导致了严重的极端倾向。 7．倪柝声之遗产 很难估计在革命年代的中国小群的规模有多大。理由之一是：倪柝声认为数点人数是属肉体之举，小群从没有对人数作过系统性调查，在小群里不进行会员资格认证，因为倪柝声认为这乃是属于神的工作，是神自己所定的，教会也没有资格核查人数，提供名册。 按克立夫的估计，到1949年小群已经拥有超过500间聚会处，信徒人数超过7万。按统计机构的数据，仅在浙江省小群已经有362处聚会点，拥有3.9万信徒。这些统计数据表明：小群占中国基要派教会总人数的15%至20%。其时已经形成国内最大的单一宗派了。据另一方面统计，小群在各地的总数达15万至30万。陈终道统计说：“1956年有几千处聚会团契”。小群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基督徒团体。 没有人能够确定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家庭教会里有多少是从小群派生出来的或受其影响的，但有两点可以肯定：许多家庭教会是直接从小群衍生出来的，另有许多教会和信徒受小群教会模式和倪柝声教导的深远影响。 亚丁强调了神使用小群的模式帮助中国基督徒安然度过残酷迫害的年代。“当有形教会在文革中被破坏殆尽，基督教传统的存在形式也被消除了，家庭教会抛弃了西方教会外形的装饰，发展了属于她自己的事工方式，家庭教会的活力在于她拥有不受传统和制度约束的自由。” 此外，“我们平常在礼拜堂接触到的许多东西在今日中国家庭教会并不存在，他们不依赖于建筑物，没有固定时间，也没有有偿事工，从文革一直到现在，聚会点从这家搬到那家经历了无数次，在时间上，家庭教会甚至因考虑到不同基督徒工作时间差异而不作固定。如此，家庭教会是异常活跃的。 克立夫作了以下结论：“过去的许许多多宗派教会的特征都消除了，这正是倪柝声努力宣扬了多年的主张：宗派标签必须去除。教会从维持庞大机构和运行制度性工作中脱离出来，实现了大部分工人自给自养，圣职人员之外的信徒在教会里担任了重要角色，。。。。。这些是当初倪柝声所赞成的。” 对于笔者而言，很明显地神在中国自由年代的工作目的是预备建立隐藏的教会，好使教会在之后的35年逼迫困苦中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中国家庭教会在教导上有非常浓重的本土味，以非公开的渠道带来基督教信仰的见证。 最后克立夫和亚丁都提到在往后的岁月里，一部分信徒脱离了传统小群，跟从了李常受的教导，他们被反对的人称为“呼喊派”，这是因他们提倡在聚会中要求和谐一致地呼喊而得名。“呼喊派”在几十年来受到政府特别的打击。 按克立夫的说法：“据许多中国观察人士分析，中国政府对“呼喊派”采取严厉打击的做法实际是要借此紧紧控制所有他们认为的非法教会。” 8．倪柝声关于教会和国家的观点 倪柝声和MZD是同时代的人，MZD要大10岁，于1920年参与建立了中国GCD，而倪柝声于同年开始了他的事工。金弥尔提到倪柝声和周恩来曾同时在上海工作，周参与了学生运动，也曾经向倪柝声呼吁加入。 两位改革者开始于同一时间，最终在理想和信念上有了冲突，显然在获得中国的目标上，毛和周赢了。 如同那些爱国社团人士所努力探寻的，那些投入在中国隐蔽教会事工中的工人也在痛苦的经历中进行心灵探索，不时会疑惑他们的事工最后能成就什么。基督教在中国领先于MKS主义400年，在中国GCD成立前至少有70年的自由传教时间，然而最后却被一场历时仅仅30年的运动扫除了。近来已经有不少人在思考基督教是否在中国还有争取的机会。 有一种话题已经变得极其重要，就是论“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论，中国民族主义一开始就与强烈的仇外情绪紧密联系，今日的共产政权通过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基督教，干预基督教事务。 在许多政府文件里，三自把爱国和爱教同等联系起来，并且把爱国置于爱教之上。而这样的提法在基督教词汇里相当于把“血和污秽的东西搀杂在一起”。有下列记载：“宗教信仰自由必须在法律和文件许可的范围内，公民信教与否的基础是爱国，拥护GCD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要求基督徒必须遵守宪法和GCD的方针、政策。这也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必需条件。” 开发之初，有两座城市的基督教之门率先敞开了，告示：“欢迎每一个人-不论是否犯过错误-只要改变立场，可以回到这个爱国爱教的大家庭。” “工人和信徒们，。。。。据我们了解在广州仍然有一些反常的宗教活动存在，我们希望其中参加的人能够支持三自政策，爱国守法，沿着爱国爱教的道路努力争取教会合一。”此外，“我们希望林献膏能跟广州其他信徒一道，站在爱国爱教的同一立场上。” 仔细的读者能从字里行间读出这样的意思：政府要给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戴上不爱国的帽子。而实际上凡忠心于基督的门徒必然是遵纪守法的。 在面对政府政策的问题，倪柝声是否采取了一种比较强的立场？金弥尔说：“显然倪柝声相信要在某些层面上顺服新政府，正如罗马书13章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他要求信徒不必逃避新政府去移民，而要为主的缘故留在中国。他们要准备放弃物质享受，成为好基督徒，也成为好公民，要顺服政府，服从政府作出的一些号召，如“修桥铺路”等，只有一点当持守：不违背圣经、不违背基督。” 当然这是他的公开立场，但有人想了解倪柝声在暗中是否也持这样天真的想法。难道他不知道将有一段长的时间那时有形教会都要消失，教会都要转入隐蔽形态么？他是否已估计到了并准备好面对一场即将临到教会的大风暴呢？ 金弥尔认为：没有！ “极有可能倪柝声象许多其他教会工人一样，当初认为政府会理智地对待基督教，结果他们都估计错了。” 如果金弥尔的说法是对的，那么倪柝声就与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对三自持同样的观点，后者从一开始就承认了“三自”的合法性，把其当作基督教其他保守派组织一样。事实上，基督教内外均无人能想象到文革的惨烈。 看来倪柝声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够敏感，另一方面，金弥尔提到1948年时小群规模达到历史的最高峰。 “曾一时“资本家”作为一种侮辱性的称呼，在这个政权里没有任何出于慈善的观念，对财富的拥有就会受到别人怀疑，随着一种病态的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方案已经现成地摆在GCD面前，当社会变革趋向于某一种极端，它会丧失理智。为对于忠实的MKS主义者，认为象倪柝声的那种声音必须受到压制。 在倪柝声和小群同当权者的关系上，他们在政治上是不能跟其竞争的。过去一些基督徒想要示好政府，后来却落于悲惨的结果中。MKS主义者愤然自弃一切曾提供的协作，不久那些妥协教会同样遭受未妥协教会的景遇。关于当权者提供的协作是否可信（即使提高到明文规定的程度）。要另立专文讨论了。 按笔者的观点：小群所采用的最好策略就是他们实际已经采用的—创造一种隐蔽运作的模式，任何可控制的教会在组织上都难以同三自和宗教事务局相竞争，因为后者为政府机构，必要时可动用武力。而另一方面，历史却证明当权者不管采用何种管理方案，不管怎样使用武力，都不能彻底消灭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运动。 这就意味着：比如：小群若开展慈善性的或教育培训机构的工作是在地方教会的层次上进行的，而非通过宗派机构。讽刺性的是，地方教会的教导是倪柝声受到广泛批评的教导之一，却潜移默化地使中国教会走上了不寻求外形结构模式的家庭教会之路。 “地方教会”的教导也成为中国家庭教会广泛的行政传统，其中之一是在本教会内选立负责人，当然倪柝声所教导的也正象一些外国宣教士曾经要帮助中国教会达到的“三自”，即：自传、自养、自治。倪柝声寻求在每个城市和村庄按那样的模式建立教会。目前教会的这种状况是主要的，我们注意到没有人曾提议接受这种不够平衡的教导，但是神却使用了这种模式使教会安然经历艰苦的试炼。 三自和国家宗教局很清楚基督教会处于草根生存状态下的旺盛生命力，既认识到其重要性，他们实行了一种制度：“所有教会都必须经政府许可，。。。。。。必须坚持“三自”原则，。。。。。定范围（传道人的工作范围），。。。。定点（定聚会点），。。。。。。定人事。。。” 此外还规定：“任何组织活动和宗教活动只限于宗教活动场所。” 然而这些规定仿佛旧皮袋装新酒，结果根本无法控制。教会的生存和发展显示出圣灵的运行是无人能阻挡的。 就对中国的影响而言，波尔说：“。。。。MKS主义实际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很多中国年青人称要追寻“心灵的满足”。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是向中国家庭教会发出的呼声，一个非常清楚的提示：神的见证事工方兴未艾，毫无疑问，中国这块土地可能成为世界上心灵最火热的地区，而这一部分要归因于一位工人的事工---神在中国所用的器皿之一---倪柝声。 　译者声明：本文未曾征得著者同意，由于初次尝试翻译，错误难免，请著者和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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