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四给先生拍过许多照片，这张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中的一张。

 还记得那是1991年6月16日，我被一群留学生从费城警察局接出来。刚来美国第一天的我, 因下了飞机无处可去，又被黑人流浪男女抢了唯一的挎包，被警察救了下来后放在警察局，象一可怜的无家可归的流浪狗,等待人来领，正当又饥又困的我躺在警察局的沙发上睡的正香时，被警察找来的中国人将我送到了宾西法尼亚大学。

第二天清晨，宾大物理系王键博士和几个姑娘小伙开了两辆车，一路飞奔把我送到了普林斯顿，将我交给了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小康君。这一切都属偶然。于是，坐落在普林斯顿西温森社区的一殖民式房子中的一间，成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家。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2点钟，我跟著好友小康君到余英时先生的东亚系办公宝拜访他。今天才明白那是面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余先生平易近人，普通话也讲的还不错，他的办公室很大，只记得满屋都是书，他请我们喝茶吸烟，而他自己习惯用烟斗。缕缕轻烟中，我忽然想到林语堂，当年他在剑桥大学留学时去见他的教授时，那教授也吸烟斗，他自己说在剑桥的几年是被烟斗熏出来的。我不知还我有没有机会被大师的烟斗熏一熏。

2008年2月12日午后在余先生家中的书房。先生正在为我在他的书上题字

我们一边吸烟，一边漫谈，他问我许多问题，我则漫无目的，文学、历史、政冶学、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还有我在中国的生活，打鱼、种地、盖房，套狍子，打兔子……无章无法，乱讲一气。弄得小康君猛递眼神给我，我两年多无拘无束的生活使我改变了许多，两年来，山上打猎，河里摸鱼，无侣无伴，好生寂寞，这回好不容易找到可以说话的了，哪肯放弃？

不过余先生倒是都感兴趣，也不制止我，任凭我口若悬河。最后他问我到美后有什么想法，
我说,“ 还没具体想法，只是想能否再读点书，但又犯愁自己的英文。”

先生说，“那倒不必太担心，用心学几年，语言也就过关了，问题是你未来想在哪方面发展，历史你感兴趣吗？”

我说，“我是学文学的，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也行。”

那次淡话后没多久，我就去了欧洲，法国、荷兰、瑞士玩了一圈，在瑞士的时候，有一天,一个老外友人递我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第二版上有一篇专访，其中一段说余先生对记者讲，普林斯顿大学已鸿聘任我做访问学者，老板就是余先生。连我自已都不相信，山野村夫的王老四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任凭我怎么想都联系不到一起。

大学开学前我从法国返美到普大报到。上班后，几乎每周都会和余先生开会。刚开始是讨论写作项目。关于我写作的研究项目，余先生提了许多建议，也教导我一些写作方法，列了些要读的书籍。我那时年轻狂妄，还和他争论，他说的方法我也不予采纳，而是按过去熟悉的方法写作。现在想来羞愧，失去了许多好机会。后来进神学院后还得学习这些治学方法。

普林斯顿大学的一角，建筑上爬满了长青藤。

那时我们常在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壮思堂”开会，那里原是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余先生的办公室在楼下，也邻近普林斯顿东亚图书馆，开完会后我有时到先生办公室小坐。先生平常很忙，一般都要电话预约，那些年纪大的研究员，不管过去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学界多么权威，对余先生都很恭敬和客气，我一山野村夫，年纪又小，不喜欢西方这套，也没学会孔老夫子那套，常推门就进，就象进村边的瓜窝棚，见喜欢的书就拿，余先生也不太管我。每次都关心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帮我们处理遇到的难题。

有一天，我在先生办公宝看一包新书寄到，打开一看，是精装版《论戴震与章学诚》，是先生一部重量之作。余先生的故乡是安徽潜山,古徽州地区近千年产生了三位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最大的学术巨子：朱熹，宋明理学的中心人物；戴震，清代朴学的代表；胡适，现代新文化的第一人。所以先生研究戴震带有对故乡夫子的情感。

我向余先生要了一本《论戴震与章学诚》, 并求先生为我签名，余先生一边为我签名一边说：“这本书你读不懂。”

我不服气：“那这个世界有几人读得得懂？”

先生想了想说：“不出十人。”

我心想，太夸张了吧？

不过这本书我只草草地读了一遍，真如先生所说，没太读明白，搞不懂哪些是先生的观点还是古人的观点。才知道文史不太一样，文学家的作品是读懂的人愈多愈好，而史学家的著作是读懂的人愈少愈有价值。

很不幸，我后来生病了，此后几年在疾病中挣扎，医生说我顶多活两年，我无法上班，无法从事研究，无法学习语言，美国的大学是不会养闲人的，我每年都要面临解聘的危险。但每年余先生都为我找到研究经费，并在精神上鼓励我，使我能走过那几年的艰难。我常想，如果没有余先生的帮助，我也许早己贫病交困，客死他乡了。所以说余先生和余师母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不过我常自嘲为流浪的乞丐，称余先生是丐帮帮主，他亦欣然接受。想来他真象洪七公，正直，宽大，而且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两年后我没有死，我在美国和台北两年的治疗后又回到普林斯顿，不过并没有完全康复，勉强可以每周去办公室开会，每次余先生都细细地询问我的病情，感叹我生命的顽强。我那时每周五去查经班，星期天去教会去崇拜，余先生不是基督徒，学术界认为他是儒家。他不太喜欢我们在学术外花费太多时间，不过对我的信仰，他非常尊重，直到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要辞职了，我要去读神学了，我要去芝加哥了……先生在电话另一端没有马上讲话，我会想象到他的失望，在他身边四年，除了疾病我一事无成。

我难过的流泪了，一边哭一边默默地为先生祷告，求上帝祝福亲爱的先生和师母，一想到离开先生，离开普林斯顿，离开好友亲朋，一个人走向芝加哥的冬天，与过去的熟悉的生话彻底告别，而前面的道路陌生又未知，仍不免泪如面下。但我要回应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因我深深知道，今从死亡中捡回的这条命已属基督。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著，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已。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不是亚里士多德, 余先生也不是柏拉图，我们没有学术观点的冲突，先生一直希望我们都经过普林斯顿几年的调整找到前面的方向，能在美国学有所长，成家立业，不忘理想，正直做人。不过我的人生道路---要去做一个传道人，实在是普林斯顿学社的异数，也实在超出了余先生的想象空间。

有一段时间我很孤独，许多普林斯顿的朋友认为我是在回避什么，好象彼此也变得疏远，在一些朋友眼里，我是一个失败得无可救药的人。后来，他们大多还是理解了我，一个爱主持“正义”的朋友说；“对于王老四这个死了几回现只有半条命的人，他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都该理解而不是责备。”理解万岁！

再见到余先生是十年之后了，我一走就十年。弹指挥间，我已读完神学院硕士学位，并被按立为牧师，一边牧养教会，一边攻读博士。并为主耶稣的福音满世界奔跑，而余先生也已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

2005年底，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回普林斯顿参加一位老朋友的追思会，我与这位老友相识了二十年，在普林斯顿一起工作了四年，他把他人生的最后足迹留在了普林斯顿。那一天我难过至极，突然发现，普林斯顿的朋友们是一个整体，失去哪一个就象失去了身体的一肢体，那种亲情我过去从未感悟。

在追思会开始前，我看见了余先生，先生头发更白了，但腰却好象更直了，我去和先生打招呼，告诉他我从洛杉矶搬回了美东的华盛顿附近牧养教会。他只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因那样一个难过的环境，没有过多交谈。

我回美东后，和余先生通话和见面的机会又多了，无论大事小事，求到先生帮忙，他无论多忙，都热心帮忙。

当知道余先生获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后，我比先生还高兴，我们这些当年在他手下工作的老友亲朋聚集在普林斯顿为他祝贺，那次我带妻儿前往，余先生看到我们，特别高兴，说了许多话，有现从事记者工作的朋友，全录下来了，真的宝贵。

那一次余先生和余师母第一次见到我的妻子和儿子，很是喜欢，儿子还找余爷爷照了张像。小雪因在大学读书，未能见到余爷爷，也是憾事。先生见我已成家立业，学有所长，且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不免唏嘘感叹。余师母说：“真是奇迹！那时真的以为你走不过来呢！看你今天如此健康喜乐，真的要感谢上帝哟 。”

我现在已懂得了什么是“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的道理。笑著回答恩师：我已出死入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