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是出路吗？

——读姜戎长篇小说《狼图腾》

石衡潭

《狼图腾》是作家姜戎近年来创作的一部描绘蒙古草原狼和牧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曾经是在内蒙古边境额伦草原插队生活过11年的北京知青，对草原生活有真切的体验，后来，他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了新的人生，但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草原和草原文化的思考。这本书是他草原生活经验和对中国文化思考的结晶。其中有对狼的狡黠和智慧、狼的军事才能的细致描绘，也有对狼训导蒙古铁骑和保护草原生态贡献的讴歌，更有对狼的宁可战而死，不愿病而亡的顽强不屈精神的颂扬，并由此而展开了对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优劣之比较与思考，对许多问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创见，因此被视为一部“旷世奇书”。一时间，男女老少、哲人大众，竞相争读，一睹为快。自2004年4月以来，该书一直居于畅销书排行榜上，并且多次名列前茅，它已经印刷20次，印数已经达到78万册，这还不包括各城上下、街头巷尾书摊上的盗版本。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文学期刊委顿、小说市场低迷的时代，这部小说能够创造如此佳绩引万众瞩目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和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我以为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和当今的现实处境来入手。

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是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异族侵略、欺凌、蹂躏的惨痛经验的一个总结，所以，中华民族的哲人志士一直在探究自身落后之原因，一直在寻找一条自强与复兴之路。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从公车上书到辛亥革命，从赶英超美到改革开放，无一不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殚精竭虑的思考，在这一条道路上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思想的领域，我们思考达到的最深层次是所谓的国民性，或者说文化。在鲁迅先生所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就发现了“礼教吃人”的这一被遮蔽数千年的本质，就发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不过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不成奴隶的时代之交替，就指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就在于阿Q式因循守旧、萎靡涣散、冷漠自私、自欺欺人的国民性。这一观点在柏杨先生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直斥中国人就是在酱缸文化里成长起来的善于窝里斗的丑陋的中国人，激言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则成了一条虫。八十年代风行全中国的电视政论片《河觞》也出于同样的思路，认为代表农业文明的黄色文明已经衰落了，中华民族要想再度复兴，必须走向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即是说，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这一思索虽然被政治风云所变乱和中止，却久久郁结在人们心头，不能散去。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诸多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领域，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令全世界都为之侧目。中国往何处去？中国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中国人的问题就再次凸现出来。这就是《狼图腾》应运而生、风靡海内的思想背景和心理基础。那么，《狼图腾》真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它给我们带来了新东西吗？它给我们的问题带来了全新的思考，并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一条出路、一线生机吗？

我认为，《狼图腾》的确带来了新东西。这就是他所竭力描绘和宣扬的以狼图腾为象征为核心精神的草原文化。对于习惯于春种秋收、夏敛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生活的传统中国人来说，草原生活的确是一个充满蛮荒和野性的新奇世界；即使是对于当代中国人也会构成极大的冲击和诱惑。该书对于长期以来视游牧文明为低级农耕文明为高级的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中国人自古以来有所谓的夷夏之辨。实际上，夷夏之间的分别就是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为界线的。游牧文明被视为夷，农耕文明被当作夏。华夏居天下之中，是高级文明、文化正统，具有开化四夷的责任与义务，所以，千百年来，是夷变于夏而不是夏变于夷，即使四夷在军事上政治上征服了夏，但华夏还是保持了文化上的自尊与自傲，并最终实现了对征服者文化上的反征服，即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中国为华夏也。”[1]而作者则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是四夷游牧文明对华夏农耕文明一次又一次的输血才赋予了后者以生机与活力，并使之延续存留到今天，否则，后者早就烟消云散，成为历史陈迹了。作者对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对游牧文明草原文明所造成的破坏也作了深刻的揭示。由于一味地扩张农耕文明，向草原要田、要粮，致使草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草原变成了荒漠，动物的乐园变成了动物的坟场；农耕文明的肆意妄为最终又在吞噬着自身，风沙越来越大，风沙线越来越向南，直逼北京城。作者所描绘的这些景象触目惊心，对我们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身，去掉长期存在的傲慢与偏见。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摆脱了传统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将蒙古人视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一支，将蒙古草原文化也纳入了中国文化之中，并且对之寄予厚望。应该说，这反映出了作者开放的胸襟和宏阔的视野，这也与我们今天创造民族团结局面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相一致的。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由此而提出他一系列惊人之见：所谓“中国病”的根源在于“羊病”，属于“家畜病”的范畴，也就是说，中国病的病根在于农耕文明和农耕性格；中国人的出路在于输入狼血，适当释放狼性，走“文明狼”的道路，也就是说，要吸取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加大竞争的残酷性，适度释放邪恶意志与欲望，才能使中国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这也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作者的这些惊人之语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而且它们对当今的中国和中国人也是极其危险的。作者的错误首先在于，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生活与人类文化，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等同于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关系。他甚至提出了“软弱的民族性格是万恶之源”这样的极端论断。从圣经的教导中我们知道，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人是神创造的最高峰。神为人的缘故创造了日月星辰、天地万物，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精心创造了人，并且把人当作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代表，要人来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看这一切是好的。这说明神创造一切都是出于他智慧的安排，万物的运行都在神的看顾之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意外。当然，在人类始祖犯罪之后，自然界也连带受到了咒诅，失去了原初的和谐，尽管如此，自然界仍然为神所持护，就是自然界食物链的模式也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人类当然也可以从自然界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就像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人可以从狼身上学习到智慧、顽强、坚忍、尊严，而羊却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只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随人摆布，任人宰割，羊的纯洁、温柔、顺服、谦卑同样值得人的效法；就是蚂蚁之微，人从它很上也能够得到许多启迪。圣经说：“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箴言》6：6）当然，人毕竟不是动物，而是有灵的活物，是神的形象与样式，所以，人的生活原则和方式不能像动物一样。神给人的教导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27）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爱的关系，应该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关系，而不应该是你争我斗、你死我活的关系。把动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加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之上，是一种可怕的退化，是一种可耻的侮辱。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一样，它们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应该按照神所赐的产业安然度日、共同发展，神也必看顾保守它们，而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是来自于对其他民族的羡慕与嫉妒，其目的是在于竞争、征服与主宰，那么，这就是对神旨意的背叛与悖逆，那么人类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就必不可免，那么世界就会永无宁日。

作者的错误还在于，完全以文化来解释和评判人类生活，并且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和文化本位论。作者认为游牧文明塑造了蒙古人强悍进取的性格，而农耕文明则导致了汉族人软弱保守的特征。不是农耕文明高于游牧文明，而是游牧文明高于农耕文明，中华民族如果不及时输入游牧文明的因子，将日益萎缩退化而终至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基督教信仰来看，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只有相对价值，而无绝对价值。各文明、文化之间，虽有千差万别，但却没有绝对的优劣高下之分，人性也不会由于文化的差异而变得迥然不同。作者认为蒙古人具有狼性，而汉族人具有羊性，这种定性是不成立的。如果这仅仅是一种比喻的话，那么，所谓的狼性也好，羊性也好，都不是人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是：人有罪性；最根本的真实是：人是罪人。只有从基督教信仰出发，才能够穿越文明与文化的重重遮蔽与迷障透视人的本性与本质，从而认识到救赎的需要；同样，神对人的救赎也不是文明和文化所能够抵挡与抗拒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6－28）人在种族、文化、性别、年龄等等上面的差别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承认自己是罪人，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从这本书的空前畅销，我们看到生物进化论、文化决定论、文化本位论在中国还大有市场。很多人追求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复兴，却不知道这一切背后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来达到这一目标，就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当作了终极的目标。还有不少人以中国文化为最高价值，以保存中国文化的理由来拒绝基督教信仰；甚至有人公开宣称：“在中国，中国人是第一性的、必然的和无可奈何的，而信仰是第二性的，是或然的。”[2]“视基督教信仰为第一性、中国人为第二性，说得重一点，那是亡国灭种之论。”[3]如果说这种论调是一种传统的汉族中国文化本位论的话，那么，在《狼图腾》里所推崇的就是一种新兴的泛汉族或超汉族中国文化本位论。不管怎样，都是一种文化本位论。似乎很新，其实还是旧货色。如果中国人仅仅只是以民族利益为最后依归，仅仅在文化范围里来思考问题，而不能上升到信仰层面并且为真正的信仰所把握的话，那么，不仅所追求的目标难以达到，即使达到了，其后果也是令人忧虑的。毕竟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在现实层面达到何等的成就，而是我们的心归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