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师归主记（一）

前言

　　我提笔写这篇拙文，对佛教并不存有半点歧视或仇视，我只是把我过去的亲身经历，用回忆的方式写出来，一方面是雪泥鸿爪留下生命的烙痕，一方面是提供读者们在宗教信仰上的抉择上，做一参考，除此之外，别无其它用意。

　　过去大半生，我一直醉心于佛教的人生哲学，遂将独一的真神抛诸脑后，我终年累月像丧失了灵魂似地，过着毫无意义的空虚生活，虽然身在家园，却似无家可归，虽然友朋成群，仍觉寂寞无聊，外面朝朝欢乐，内心却痛苦万分。所以我灵魂的杯子，一直是空无所有的。一个出身在佛教家庭的人，在极度苦闷之余，走向披剃出家做和尚之路，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自从我走入空门之后，终日青灯黄卷，过着较社会上更为死寂的日子。慢慢地我发现了佛教教义上，有着根本无法解释的错误，僧团的组成份子，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低眉菩萨，而大多是些为“恨”所驱使的阿修罗。所以在我三年的僧团生活中，终日忧心如焚，愁肠百结，如处火宅。若非万能的上帝借着一部佛经“大藏经”的因缘，使我踏上了通往天国的道路，获得了永生的保证，恐怕我的灵魂将永远被埋葬在魔窟了！救主耶稣基督，给我安排的重生方式，是多么地奇特美妙呀！现在我灵魂的杯子中，洋溢着芳香圣恩之醇酒，我得到了平安，内心充满了得救的喜税。我愿借着这篇拙劣的短文，用以荣耀上帝的名。

童年生活与佛有缘

　　我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佛教家庭，自幼便随家人礼佛、诵经、吃方便斋(每月初一、十五吃素)虽然个中玄妙我丝毫不懂，但事事出于虔诚，绝无一丝儿装模做样的做作。

　　故乡的佛教寺院并不多，当时大家都提倡在家修行，甚至理论上认为在家修行好得多，如果能发“菩萨心”，一样可以“明心见性”，修成佛果，不一定要剃度出家。我父母就是当时力倡在家学佛的居士。家严早年服务于政界，所以我自幼随家严宦游异乡各地，家严私生活非常严肃，对人从事对从不苟且迁就，每至一处新任所，必先询问当地佛教之活动情形，并打听念佛团或居再林的地址。他老人家除了处理公务外，其余时间都是专精念佛。家慈虽系出名门，但读书并不多，她虽对佛教非常热心，但是她的修持，却仅限于烧香、供养鲜花、水果、拜佛，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和做早晚功课而已。至于佛教的哲学体系和基本教义，她却一窍不通。

　　这个时期的我，除了家严耳提面命，严训以写读之外，就是跟家慈学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圣号，自那个时候起，幼小心灵中就种下了一颗信仰佛教的种子。

　　我十一岁至十四岁时，家严担任河南省舞阳县的县长，因为家庭人口众多，所以没住进县政府内进之公馆，当时的住宅，是租用民间的一所大宅第，房子是一座三进四合院，有客厅，有书房，前后有两个很象样的大花园，种植着很多花木，在后花园的左后方，有三间很洁净的房子，我家的佛堂就布置在这三间房子里。为什么不按着中国家庭的传统习惯，把佛堂布置在正堂屋里呢？这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破除迷信”运动，铲除偶像、没收寺产、驱逐僧尼均列为主要项目，一时做得雷厉风行，大小寺院很少能有幸免者。家严身为一县之主的政务官，有执行政令之责，虽然他可以对摧残佛教之运动不认真执行，但总也不能明目张胆地违背政令，因是之故，我家正堂屋供奉祖宗三代之牌位，而无任何一尊佛菩萨偶像。

　　庙宇被军队占用了，县里唯一念佛之处“居士林”也被联保办公处借用了，所以很多地方绅士家的老太太们，都被家慈邀到我家那座佛堂里去秘密共修，当时有哪些老太太参加此一共修会，我已不复记忆，反正每天晚上总有十几个老太太，聚集在那里做功课。至少后来我才知道，这群老太太，并不是认真地在过宗教生活，她们之所以烧香拜佛、念经，也和现在一般中国老太太们没有两样，只求免难消灾，求佛菩萨保佑一家大小平安，其终极目的，也不过是祈求来生人天福报而已。至于佛教教义中所谓“了生脱死”，“因果轮回”等根本教义，她们是茫然无知的。家严虽然有时也参加她们的行列，但那只是限于给她们讲解“发菩提心”、“六度行”、“涅盘”等类之道理。想想看，像这样一群近似文盲的老太太，由于受知识的局限，她们哪里能听得进那些令人昏沉的道理呢？所以她们对家严的演说，可以说是毫无兴趣。

　　有一年冬天，南大街盐店的老太太，带来了一位年约四十余岁的斋婆，大家都把她叫“三姑”，据说，她是个吃长素、没有结过婚的老处女，曾经在尼姑庵里住过几年，刚从嵩县来，准备到周家口一座尼姑庵里去出家的。她很会讲话，那群老太太们，也都喜欢听她讲。

　　我有几次也坐在家慈身旁静静地听她讲，她所讲的，无非是些怪诞不经的神话故事，如十殿阎君啦！借尸还魂啦等等，与佛法毫不相应的连篇鬼话。但是她的听众们却一致称赞她讲得好，都说她比家严讲的好，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今天的佛教内，真正能讲经的法师们无听众，相反地，一部经也不会讲，而只会讲神话故事的法师们，却拥有广大听众的原因──原来佛教是建筑在一群无知识的老太婆身上，难怪佛教要没落了。

　　现在我才发现，常跑庙的老太太们，大多有一个不如意的环境，不是儿子不孝，就是和媳妇相处不好，再不然就是家境贫苦，因此，她们内心深深感到现世的苦闷，却又找不到一条真正解脱的途径，她们既然在尘世中找不到快乐和安慰，于是，她们就只好求助于木雕泥塑的偶像，或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盼望来生投胎，生在一个显宦、贵族而又父慈、子孝、媳妇听话的家庭里。可怜她们哪里知道显宦、贵族而又父慈、子孝、媳妇听话的家庭里，也同样的各人有各人的烦恼！即使能够得到世间的一切，而这些暂时的幸福，又何足珍惜呢？

流亡西北初识苦滋味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华的战火，很快地弥漫了整个华北，家严就在那年的四月四日，病逝在河南叶县任所。因为家严一生清廉，病逝后几乎连丧葬费都支付不出，若非家严生前友好们的捐助，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家严的葬仪简单隆重，只是因为经济关系，没请和尚尼姑们念经而已，所以若干年后家慈仍为此事耿耿于怀。

　　家严逝世时，长兄任职安庆高等法院，次兄任职济南同济医院，彼等均先后闻讯赶回奔丧。由于两位兄长的到来，对家慈的精神负担减轻了不少。

　　家严的棺木是葬在其生前一位属员的土地上，至今未能迁回故里。返来奔丧的次兄，于是年秋一病不起，终又不治。一个家庭中，半年之内办两次丧事，也实在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家慈此时在精神上的负担，不言可喻。

　　家慈在悲痛之余，常怨天尤人，指责佛菩萨不长眼睛，她却忘了“生必有死”的定律，过去人如此，现在和将来的人也都逃不出这则铁律。虽然有人想突破这则铁律，但是自有人类以来，还没人能达到此一目的，身为帝王之尊的秦始皇，为想突破这则规律，动了不少歪脑筋，浪费了不少金钱和精神，各种方法几乎都让他试过，然而，终属枉然，最后还是崩于沙丘而遗臭万年。现在的科学家们，虽仍然在做不死之憧惺，但憧憬还是憧憬，它永远不可能变成事实的。

　　住在我家隔邻的陈师母，是中华内地会陈牧师的内人(我们常戏呼她为洋婆子，称陈牧师为放羊的)。她常来我家劝家慈节哀，并常常讲点道理给家慈听，虽然“道不同，不相为谋”(指信仰不同)，但是她们却似乎谈得很投机。记得有一次，陈师母对家慈大意说：“此生只是通往来生的必经桥梁，桥梁只不过是工具而已，我们绝不能把它当做目的。一但人有生，就必有死，这是谁都无可奈何的事。今生的祸福是无足轻重的，来生的祸福才是真实的，和值得重视的，因此，我们今生应该看开一点，我们受祸而不怨，只要问心无愧，享福而不骄，只求不忘本逐末。否则就是轻重颠倒，难免因小失大，得到了暂时的欢乐，却丧失了永生的福乐，实在是一件不值得的事。”

　　陈师母谆谆而谈，家慈不时跟着点头，对洋婆子一向存有“侵略者”成见的我，也暗中翘指佩服，她明明是来传教的，却对上帝、天堂一字不提，但所讲内容，又都是基督教的教义，听讲的佛教徒，不但对她毫无反感，反觉得她对自己很关心，实在妙不可言。

　　是年初冬，家乡卖田的钱寄来了，一家十余口(长兄因丧假期满，已先返任所)，遂在家慈率领下，雇车兼程还乡，抵达故居时已进入大雪纷飞的十一月了。故居是一座很大的农庄，我家虽不算富有，亦算是小康之家，每年收来的田租，足以维持十余口之家的生活，而不虞冻馁。乡居期间，家慈仍照常吃斋念佛，求她的来生人天福报，我则于翌年春进入省立璜川中学就读。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战火蔓延至故里，在家慈的首肯下，我背乡离井，随国立第十中学向西北进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离开温暖的家庭，跟随学校过艰辛的流亡生活。一向不知天高地厚，享惯了现成的我，这种流亡生活对我不只是项严重的生活考验，日间背负行囊徒步行走八十至九十华里的路程，晚间破庙，檐下，到处露宿，一日两处难得一饱。因此，我常于夜深人静之时独自饮泣，在痛苦难抑之际，我常会不停地诵念我最崇拜的“观世音菩萨”。就这样，也往往能使我暂忘痛苦，把心安定下来，虽然它对我的现实痛苦并未有丝毫解除，但在精神方面却获得了片刻的慰籍。

　　流亡生活，使我变得比往日更为沉默，我往往整日不发一言。在此期间，无论是行进也好，休息也好，宿营也好，我脑子里一直在不停地，思索着一条难以了解的问题──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没有人开导，所以对这个问题，一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常想，佛教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家严一生学佛为善，为什么不能让他多活几年呢？家慈终年烧香、吃斋、念佛，为什么不幸的事，总落在她老人家的头上呢？我今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我要吃这么多的苦头呢？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想不通。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旅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甘肃清水。

　　清水是一个满目荒凉，生活贫困的穷乡僻壤。虽然清水是当局指定的“十中”学校所在地，但是由于主观条件不够，客观条件欠缺，教学设备全无，甚至连全校师生一日两处的给养都煞费周章，遑论其它。就这样又度过了七八个月的时间。一天在清水街头，无意间遇到了一位父执张慈庵先生，他是家严生前的诤友，他对我自幼就非常疼爱，他告诉我，他目前一个人在新疆做生意，常到关内来办货。他因见我当时所处之困境，至感不忍，经征得校方同意，具保把我领了出来，带往新疆读书，这是我生活上的又一转变。

　　因为战事日益吃紧，交通中断，邮路不畅，与家乡消息完全隔绝，所以当时也无法把我往新疆就学的事告诉家慈。

　　离开国立第十中学之后，因当时正值寒假，张老先生带我玩了很多地方，如兰州、拉卜楞、西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我都住过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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