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圣经的可靠性

第一部分

历史文献印证圣经的可靠性

4A．圣经的可靠性与可信性

1B．序言

这里我们要证实的乃是圣经在历史上的可靠性，而不是讨论圣经是否神的默示。

在查证圣经在历史上的可靠性时，我们必须采用考证一般历史文献时所用相同的衡量标准，这样才算公平。

森德斯（C.Sanders）在《英国文学史研究简介》(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in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一书中曾列举三种基本考验及编纂史料的原则：参考文献的测验（Bibliographical Test）、文内证据的测验（Internal Evidence Test）、及文外证据的测验（External Evidence Test）。

2B.新约圣经之可靠性──按其参考文献考验方式来衡量

所谓参考文献的测验乃是检察所留传下来的文件，看其中章节及文字的真伪。换句话说，在缺乏原本的情况下，抄本的可靠性如何？抄本的数目共有多少？又抄本与原本之间共相隔多少时间？34/26

1C.学者印证新约的可靠性

美国圣经校订委员会委员艾博特（Ezra Abbot）在其《批评文字》(Critical Essays)一书中论道：“经文具有各种不同的抄本，其数目之多令无心的读者咋舌，但我们要记这个数字通常只是一般不信基督教之作家们所提供的数字，说总计‘共有十五万种！’数目如此之大，这样看来岂不证明新约圣经确实不甚可靠，这会不会影响我们信仰的根基呢？

“其实不会，根据诺顿（Norton）先生的看法，在这15万种希腊新约抄本中，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不可靠的，可以将它删去。因为显然都是膺品，很少受到圣经权威人士的支持，也没有经文批评家会正式接受它们。这样一来，我们就只余下7500种待鉴的版本。然而再经细察之后，我们又发现，在这7500种抄本中，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抄本差异都是不足影响版本内容的，他们只涉及拼字法、字法结构、字句排列次序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对研究经文内容实无伤大雅。

“至于那些只注重辞句表达的方式，却不重经文含意的版本，我们亦可略去。这样一来，真正余下来值得考证的抄本只有四百种左右。但其中涉及真正不同经文含意的抄本并不太多，有些抄本在经文字句的增减上稍有出入，但能真正引起学者的好奇与兴趣的并不多，只有极少数的版本是真正算是有问题的。但如今圣经批判学家们人多势众，评审、鉴定抄本的工具充足，因此这些抄本中所谓较严重的问题都得以一一解决，被经学家们断定为真的经文均是相当可靠的。这与鉴定古代的文学作品有何其大的差别，许多文学古著我们不但不能完全肯定它的字句，连对那些用来解释原文的文字其可靠性，我们也都会有所怀疑，然而圣经内容的鉴定却没有这类的困难！”30/4

沙夫（Philip Schaff）在《希腊新约圣经版与今日英文版之比较》（Comparison to the Greek Testament and the English Version）中表示，在所有15万种抄本中，只有400种版本其中经文原意可能是有疑问的经文，然而在这四百本中仍只有五十种是真正值得待鉴的。但沙夫强调说，尽管有版本上的差异，它们“却不足以影响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及信徒的职守，因为有他处的经文，甚至他处已被证实的经文以及整本圣经中连贯的思想都能印证这些基要的教训，全书不会只因一两处不能确定的经文影响而动摇。”42/117

华费尔（Benjamin Warfield）在《新约文句批判》(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New Testament)之序在引用艾博特（Fzra Abbot）对十五万种抄本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差异都是不值得考证的看法说：“……。他们为数虽众，却极少受经文批评家的支持，这百分之九十五的差异实微不足道，无论采不采用，对经文本身之意义实不生影响。”54/14

盖司乐与尼克（Norman Geisler and Willian Nix）对取舍抄本中之差异有如下的建议：“若说从新约圣经抄本中，我们能找出20万处文稿的差异来，这种说法则未免太过含糊一些，事实上只能说新约中约有一万处左右的差异。因为如果一个错字在三千本抄本中出现，我们仍算是三千个差异。”14/361

何德（Fenton John Anthony Hort）曾毕生研究圣经抄本，因此一直被视为经卷考证的权威，他说：“圣经中有八分之七左右的部分，被专家们认为是可信的，至于其余的八分之一在经文批评学中看来，只限于文句排列的先后次序的不同，有些太过琐碎根本无足轻重。

“如果这个取舍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差异的范围就可大为缩减。如果我们手边有二、三种不同的抄本，而我们已下定决心，若非找到绝对的证据，将不轻易武断地决定经文的对错，然后我们姑且再略去抄本拼字法不同的差异不论，那么新约圣经中的字句真正值得我们怀疑的，大约只占全部新约全书的十六分之一。若以此计算，那么我们就知道一般所谓的差异都是极琐碎的，真正值得研讨的只占差异总数的极小部分，甚至不超出全部的千分之一。”22/2

盖司乐和尼克(Geisler and Nix)对何德的看法有如下的补充说：“其实只有八分之一的差异是真正算是有份量的，其他仅仅是拼字法和文体上的出入。就整体而论，只有十六分之一的差异是重要的，或算是为‘较严重的差异’。若用数字来统计，那么新约圣经中有百分之八十八点三三（88.33%）的部分都是纯正无误的。”14/365

华费尔（B.Warfield）大胆宣布说：“新约圣经留传至我们手中时，其中内容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无误的，即使是最差的版本亦不例外，我们可引用班德赖（Richard Bently）的话来证明：‘圣经的经文绝对真实、准确……其中的信条与道德教训均被完整保存着──无论你如何挑选版本，即使故意挑选最差的版本，其中内容依然不会改变’。”54/14；55/165

沙夫（Philip Schaff）分别引用崔格拉及史瑞挪（Tregelles and Scrivener）的话说：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圣经版本，又有这么多的考证工具，因此我们不必用凭空揣摩的方式，将版本中差误的部分除去。”摘自崔格拉所编之《希腊新约圣经一序言》(Greek New Testament,Prolegormena,P.X)

史瑞挪（Scrivener）说：

“虽然抄本数目太多，有时使真正学圣经的学生深感疑难、困惑，但这却也能同时引导他从这些差异中更进一步地体会出圣经的完整性。如果伊果齐鲁（Eschylus）的读者能同时拥有这许多伊氏作品的版本资料，使他们在欣赏伊氏升华性的诗篇时不必伤透脑力，费尽耐性，而能寻得诗句的准确性，他们将不知会有多喜乐呢！”42/182

布如斯（F.F.Bruce）在《经书与羊皮古卷》（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一书中写道：“万一没有其他客观的文字证据能用来修正圣经抄本中显然的错误，经文批判家则须靠臆测的方式来修正此错误，但要使用臆测的方式则需要高度的律已精神，它不但要能说明修正时所选用的字是绝对正确的，它也必须能说明版本中原有的错误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换句话说，这种修正不但对‘原文来说是合理的’，在运用到‘不同抄本上时也一样合理’。然而各新约版本中需要使用这种臆测修正法来修改经文错误之处者，却几乎可以说没有。证明经文之准确性的证据为数甚众，可谓俯拾皆是。从成千的证据当中，至少总有某处的某一版本，能将真正原来的经文保存下来。”6/179，180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乃当今最伟大的新约文字批评家，他一再强调经文的错误绝对不足影响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他说：

“我最后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并不建立在一句会引起争论的经文上。但如果我们一味只提及这些经文的错误和文句上的差异，必然使人对圣经的内容及文字产生怀疑，以为圣经是经不起审定的。

“我们强调圣经内容绝对可信，实非言过其实，特别新约圣经其经文内容尤其可靠。它除有多种抄本之外，又有早期的新约译本及教会早期作品中所引用的新约文字，可以用作勘校的参考资料。任何一处有问题的经节，都可以从这些参考资料中找出其正确的愿意来，世界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却没有这样的优点。

“世间学者对一些重要的希腊及罗马作家们，诸如：沙孚克理斯（Sophocles,古希腊悲剧作家）、苏西载得士（Thucydidus,希腊史学家）、西赛禄（Cicero,罗马政治家及演说家）、魏吉尔（Virgil,罗马诗人）这些人所遗留下来的作品甚觉满意，对这些作品的内容正确与否也从不怀疑。但这些作品只有少数抄本流传于世，至于新约圣经却有成百成千的抄本留存于世。”25/23

华费尔（Benjamin Warfield）说：

“我们若采目前新约圣经的经文，与古时的新约抄本相比，我们就……不得不为两者相近似的程度感到惊异。新约圣经是经人细心抄写才留传下来的，抄写的人之所以细心，完全是出于他们对上帝的话敬爱的缘故。这也是上帝格外的恩赐，使他的教会能在每个时代中保存一部全部无误的经书。若与其他世俗的古典文学相比较，所留传下来被世人一直使用的新约圣经远较任何古书数量为众。不仅如此，许多早期信徒所留传下来的其他著作及见证中，足供我们鉴定、修正新约版本中为数稀少的不准确部分，这些优点都远非其他古典作品所能及。”54/12f。

英语重订标准译本圣经（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的编者说：

“任何一位生于1946年的细心读者都会同意，基督教的信仰不会因出版重订标准译本的圣经受影响。他所信仰的内容正与1881年或1901年的信徒所信的完全相同。理由很简单，圣经在版本上虽有许多差异，但从没有一个差异大得足以让我们将基督教的教条提出加以修改的。”16/42

史垂特（Burnett H.Streeter）相信由于有大量的新约版本流传下来，“经文的可靠性应当是很高的。”46/33

甘扬爵士（Sir F.Kenyon）在《圣经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ible,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出版）一书中又说：“经过多年来苦苦追寻经卷的底细，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工作，我们终于印证圣经的准确性，也看出我们手中所拥有的这卷书诚然是可信的，它是上帝真实不变的话语。”26/113

耶鲁大学的鲍罗斯（Millar Burrows）在《石版的意义》(What Mean These Stones?Meridian Books,1956年出版)中写道：“再一次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与古代纸草经卷比较的结果，能使我们对经文流传的正确性又增添不少信心。“68/52

鲍罗斯又说，经文“在流传时所保存的准确性实令人钦佩，人对其中所含之教训实不应再起任何的疑惑。”68/52

福斯（Howard Vos）在《我应否相信圣经》(Can I Trust My Bible,Moody Press,1963年出版)一书中宣称说：“单由考证文学证据的立场来评断，新约圣经的可靠性就已远较其他古书来得有力。”79/176

2C.抄本的数量印证圣经的可靠性

罗拔逊（A.T.Robertson）是新约希腊文最完整的文法编著家，他写道：“拉丁文通俗译本圣经（Latin Vulgate）共有八千种抄本，其他更早期的抄本约有一千本左右。再加上希腊文四千本手抄本（普林斯敦大学神学教授莫志杰Bruse Metzger则认为我们至今已找出五千本的手抄本。33/36），另有一万三千本不全的新约手抄本。除此之外，由早期的基督徒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作者所引用的经文。”39/29

莫志杰（Bruce Metzger）说：

“在这五千份希腊手抄本中……其中包括全部或部分的新约经文……”33/36

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说：“如果我们对新约圣经中的各书卷持怀疑的态度，也就等于贬低其他古典巨著的地位，因古代的文献中没有一部比新约圣经更可靠了。”34/29

甘扬爵士（Sir.Frederic G.Kenyon）是大英博物馆馆长兼图书馆馆长，也是一般学术界中首屈一指的圣经抄本权威人士。他说：“……除了数目庞多之外，新约圣经的手抄本与其他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迥异之处，这点对新约的考证工作十分有利。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部文献写成的时间与其最早存在的手抄本相隔的时间，象新约圣经这样短的。新约各书卷是在公元第一世纪末期写成，但如今所存最早的手抄本则多来自第四世纪──其间只相隔250年至300年。

“ 这段时间听来似乎很长，但与多数古典作品相较则显得不然。我们相信现在我们已经收全古希腊作家沙孚克理斯（Sophocles）的七部悲剧作品，这些手抄本也是今日被用来编纂沙氏基本作品的蓝本，但都是在这位伟大的诗人死后一千四百年才抄写的。“24/4

甘扬爵士（Kenyon）在另一部《圣经与考古学》(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中又继续说：“由于新约写成的日期距离现存最早的手抄本，其相隔时间过于短暂，可见怀疑抄本与原著间会有出入这一点已被人视为毫无根据，而新约圣经中各卷书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也终于被学者们所确定。”56/288

3C.新约手抄本与其他古典文学著者与其作品的比较

近代伟大的英国学者布如斯（F.F.Bruce）在《新约文献》(The New Testment Document)一书中，曾极生动地描述新约圣经与其他古典文学的不同：“当我们把新约圣经的抄本与其他古代具有历史性的文学著作相比时，我们就更可以欣赏新约抄本资料是何其丰富！凯撒的‘高卢之战’（Gallic War）约写于公元前58年与50年间，但如今所存抄本无几，其中只有九十一本能算是较好的版本，而最早的抄本约在凯撒去世几百年后方才写成。而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后17年）曾著有罗马历史凡142册，却只有35册流传下来，手抄本的数目不超过二十本，其中仅一本包括第三至第六章的一片段史记，是在公元第四世纪写成，算是最早的一份抄本。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约在公元100年左右写成十四本史书，但只有四册半存留下来，塔西图另著有十六本年鉴，有十本被完整地保留，另二本只是部分的抄本。而如今我们所有塔西图的作品都是根据这两本不全的手抄本写成，一本来自第九世纪，另一本则来自十一世纪。

“今日我们所收集的罗马大将阿古可乐（Agricolo）的作品《论修辞学之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则来自第十世纪的一份手抄本。公元前460至400年间的雅典史学家苏西戴得士（Thucydides）所著的史记，则来自八本在公元900年完成的手抄本及一些与早期基督徒时代同期的纸草抄本。另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8至428年）的作品之来源亦如上述。然而却没有一位古典文学的学者会怀疑希罗多和苏西戴得士的作品，仅管这些抄本的时代与原著写成的时间差上1300年是时间。”7/16，17

何尔（F.W.Hall）在Oxford,Clarenden Press,1913年古典文学之良友丛书（Companion to Classical Text）中著有“古典文学作者与其作品之手抄本的权威性”（MS Authorities for the Text of the Chief Classical Writers），我们试将其中资料抄录如下：

　

赖兰抄本(John Ryland MMs)是最早的一份新约圣经手抄本，约在公元130年左右写成，现存于英国曼彻斯特的赖兰图书馆：“因为它发现的日期甚早，所发现的地点（埃及）距离一般新约书卷写成的地点小亚细亚一带甚远，因此这一部分的约翰福音手抄本可以印证该福音约在第一世纪末期时写成的。”32/268

莫志杰（Bruce Metzger）谈及如今已经止息的圣经评论说：“如果这一小部分的经卷能在半世纪前就被发现，那么由托宾根教席教授波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Tubingen Professor）所兴起强辩第四部福音书是在公元160年才写成的说法，早就不攻自破了。”33/39

彻斯贝弟纸草抄本（Chester Beatty Papyri）约在公元200年左右写成，现存在都柏林的贝第博物馆，其中一部分经卷属美国密西根大学所有。这部藏书包括纸草写成的经卷，其中三卷包含大部分的新约经文。6/182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在《圣经与现代学术研究》(The Bible and Modern Scholarship)一书中说：“这卷书的发现是继西乃山经卷后最重要的另一项发现。它大大缩短最早手抄本与新约书卷传统所定写成日期间的距离，更证实圣经的可靠性。没有任何古典文献有如此多及如此早期的见证，来印证其原著的可靠性。凡是心无成见的学者都会承认这些流传给我们的经卷是可靠的。”23/20

宝地母纸草经卷手抄本（Bodmer Paparus Ⅱ）约在公元150年至200年间写成，现存于世界文学宝地母图书馆中，经卷中主要包括的是约翰福音。

莫杰志（Bruce Metzger）说：

以叙利亚及拉丁文写成的新约圣经在公元150年左右开始出现，这与新约本身写成的时间十分相近。

可比安拉丁文版本（Codex Corbiensis）其中包含四福音书，约在公元400至500年间完成。

委西冷兰拉丁文版本（Codex Vercellensis）约在公元360年写成。

巴拉丁拉丁文版本（Codex palatinus）约在第五世纪时写成。

拉丁文通俗译本（Latin Vulgate）耶柔米乃大马士革城的教区秘书，后成为罗马主教。他曾应主教之命，将新约圣经于公元366年至384年间译成拉丁文。6/201

布如斯（F.F.Bruce）认为第一部埃及文新约圣经很可能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纪时所译成。15/214，6/214

沙希德版本（Sahidic）于第三世纪初叶开始出现。67/79-80，33/79-80

巴海里克版本（Bahairic）编者克色尔（Rodalphe Kasser）认为该版本是在第四世纪左右所译成的。19/50

中埃及文版本（Middle Egyptian）于第四或第五世纪。

亚美利亚文版本（Armenian）约在公元400多年时，似乎是从君士坦丁堡的一本希腊圣经翻译而来。

乔治亚文版本（Georgian）俄国外高加索人所用的文字

大英百科全书说：“考证经文的学者虽然审查过不同的抄本后，若尚未参考过早期教会学者们的著作，他仍算没有用尽新约圣经的证据。因为早期基督徒的著作经常与一两种抄本的文体有区别。当传统的原文字句遗失后，这些早期教父的作品往往就成了唯一用来查考圣经原始文字的代表资料，尤其如果他的作品能与其他手抄本的文字相符时，这些作品就成了最好的核勘参考文献，经文批判学家们在未参考这些人的作品前，不应任意下断语评论抄本的真伪。”12/579

葛林里（H.Harold Greenlee）说，在早期基督徒的作品中多处引用新约圣经中的经文：“次数极多，即使不用新约抄本，单从这些被引用的经句，拼凑起来，也可重新编出一部新约圣经来。”37/54

莫志杰（Bruce Metzger）论及在一般解经书籍及讲道集中所引用的圣经经句时，也重复以上葛氏的看法说：“是的，被引的经节数目甚多，即使任何其他有关新约经文的知识均告遗失的话，我们由这些引用的经句中仍可以重新编纂出一整部的新约全书。”33/86

盖司乐与尼克（Geisler and Nix）说：

“引用之经文实在太多太广，即使没有新约抄本留存至今，单由早期教会早期领袖们的著作中，我们仍可以重新整理出一部新约圣经来。”14/357

盖司乐与尼克最后在其《圣经通介》(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中引用李齐（Charles Leach）所著的《我们的圣经是如何得来的》(Our Bible:How We Got it,pp.35-36)中戴平波爵士（Sir David Dabrymple）的一段话，当戴氏正在思量早期教会作品中超量的经文数量时，有人向他说：“如果新约圣经被人摧毁，至第三世纪结束前，每一部新约的手抄本亦均告遗失，我们单从第二及第三世纪教父们的作品中能否重新编出新约圣经来呢？”

经过长期的研究与考察，戴平波爵士（David Dabrymple）终于结论说：

“现在请看这些书，你还记得所问有关新约圣经与早期教会领袖们作品的问题吗？那个问题引起我的好奇心，由于我个人拥有许多现存的第二、第三世纪教会初期领袖们的作品，我开始收集资料，至今为止，除了缺少十一节外，从他们作品中我几乎找到整本新约圣经的章节。”14/357

请留意：安格士（Joseph Angus）在《圣经手册》(The Bible Handbook)第56页中提及只使用教会初期的领袖们作品收集新约圣经所可能面临的一些困难。

教会初期领袖（犹太教法典）俄利根(Origen)在De Principus第二卷第三章中称罗马的克利门（Clement of Rome,公元95年），是使徒们的学生。4/28

另一教会初期领袖特土良（Tertullian）在《真道辩》(Against Heresies)第二十三章中，亦称克利门是使徒彼得所挑选的门徒。

爱任纽（Irenaeus）在《真道辩》(Against Heresies)第三卷第三章中说：“他仍有门徒的讲道回响在他耳中，他们的教训曾留在他眼前。”

马太福音 哥林多前书

马可福音 彼得前书

路加福音 希伯来书

使徒行传 提多书

伊格那丢（Ignatius），在公元70-110年间曾任安提阿教会总督，后为主殉道。他深识耶稣的门徒，也是坡旅甲（Polycarp）的学生，他的七篇书信中曾分别引用新约圣经中以下各书卷：

坡旅甲（Polycarp,公元70-156年）八十六岁时为主殉道，曾任士每拿（土耳其西方一海港）教会总督，是耶稣门徒约翰的学生。

巴拿马（Barnabas，公元70年）

何马斯（Hermas，公元95年）

塔弟安（Tatian，公元170年）

爱任纽（Irenaeus，公元170年）曾任里昂教会主教。

亚历山大城的克利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公元150-212年），他除有三本书未引用过之外，曾引用新约全书中经节达2400句之多。

特土良（Tertullian，公元160-220年）曾是非洲迦太基城教会的长老，其作品中引用新约圣经章句达七千余次，其中有3800句来自四福音书。

海波里多（Hippolytus，公元170-235年）引用1300多句新约经文。

犹斯丁（Justine Martyr，公元133年）曾极力与公元二、三世纪的马吉安异端Marcion相抗，马西翁异端不信旧约圣经与大部分的新约圣经。

俄利根（Origen，公元185-253或254年）这位善辩的作家曾写成六千多本作品，其中列举1万8千多句的新约经文。32/253

赛伯令（Cyprian，死于公元258年）曾任迦太基主教，引用740句旧约经文及1030句左右的新约经文。

盖司乐与尼克（Giesler and Nix）最后结论说：“只要我们略加统计就可以发现，在教会于公元325年举行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之前，这些基督教教父们已经引用过3万2千多次的新约经文。这还不是全部的经文来源，因为第四世纪的其他作品尚未包括在内。如果我们将在尼西亚会议之前及会议同时的闻名作家优西比渥（Eusebius）的作品也加入计算的话，所被引用的新约经文数目则要超过3万6千的数字。”14/353-354

除上列所举的早期作家外，你尚可再加入奥古斯丁、安马比亚（Amabius）、赖汤帝纳（Laitantinus）、奎实顿（Chrysostom）、耶利米（Jerome）、罗曼拿（Gaius Romanus）、亚山那西（Athanasius）、米兰的安伯罗（Ambrose of Milan）、亚历山大城的西瑞（Cyril of Alexandria）、叙利亚的以法连（Ephraem of Syrian）、波易特的海拉瑞（Hilary of Poitiers）、乃沙的格里哥利（Gregory of Nyssa）等人。

我建议读者购买盖司乐与尼克（Giesler and Nix）所著的《圣经简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Bible,Moody Press出版)，他们在研究圣经抄本的权威性上下过极大的功夫，颇值得我们细读。

这是最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地区，却也是包含新约圣经抄本最多的一种文献。莫志杰（Bruce Metzger）对这些用来诵读的经文的背景这样解释说：

“按照犹太会堂的惯例，每当在安息日聚会时，犹太人总要诵读一段律法及先知书。早期的基督教教会也沿习犹太人的惯例，在崇拜聚会中朗读一段新约圣经的章节，根据四福音书及新约中的书信篇，教会编出一个有系统的朗读课程。以后因循成习，在各主日及每年特殊的节日中，新约圣经被排成固定的次序，被人在教会中诵读。”33/30

莫志杰继续说，这些朗读资料中有2135种抄本已编入目录，但仍有不少有待仔细研讨与分析。

葛林理（H.Harold Greenlee）说：

“最早朗诵抄本的片断来自第六世纪，成册的抄本则来自第八世纪之后。”19/45

一般的朗诵来源具有保守性，且采自较古的经文抄本，因此在经文批判学上颇有价值。33/31

旧约方面的参考文献，不似新约圣经那么丰富。直到死海经卷被发现之前，我们所拥有最早的希伯来文手抄本是来自公元900年左右。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时所写成，因此所留传下来的手抄本与原文相隔约有1300年的时间。乍看起来，似乎旧约圣经并不比其他古典文献来得可靠（比较世俗文典文献原著与手抄本相距之时间）。

当这些事实被公诸于世，并经比较后，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印证旧约经文的可靠性。正如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可以将圣经拿在手中，而毫不畏惧、也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手中握着的乃是上帝真实的话语，由历代相传下来的，虽经长久的年代，其中主要内容却从无损失。”25/23

戴维森（Samuel Davidson）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经文》（The Hedrew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2 nd.ed.被录于詹姆郝斯丁[James Hastings]的《圣经字典》第四卷第949页中。）中描述一位犹太经典编纂家所必须遵守的严格纪律，我采用盖司乐和尼克合编的数码列举如下：

戴维森（Samuel Davidson）又说：

甘扬爵士（Frederic Kenyon）在《我们的圣经与古代手抄本》（Our Bible and The Ancient Manuscripts）也论及以上的记载及手抄本被毁的原因：“由于犹太人对抄写旧约经卷有极严格的要求，这也就是早期抄本消失的原因。当文士按照犹太法典的规定以极严谨的态度抄成旧约经卷，又经证实其中完全无误后，抄本就被当作正本一样看待，每一部抄本均一视同仁。这样一来，时间不但不能被用来考证抄本的真伪，反而变成一个弱点，因为抄本经长久使用后，必有所残缺，一有残缺的抄本便立刻被视为不合使用，必须予以废弃。

“在每个犹太会堂中均有一个木制的板柜，称之为Gheniza，其中专门用来存置残缺的旧约抄本，好些现存的最早旧约抄本都是在这种板柜中找到的。由此可见，犹太人习惯视新抄本较旧抄本更为可贵，因为它们是完整无缺的。而板柜中的残本则往往因忽略而腐坏，或因板柜中残本累积太多后被拿去埋了。

“我们不必为缺乏希伯来文最早的圣经抄本而感到惊讶，也不必为之不安。除了以上所述犹太人摧毁手抄本的方法外，我们还要记得，历世累代以来犹太人经常受到外族的迫害，他们的财物受摧毁，旧约手抄本的古卷当然也会随之丧失。而真正得以遗留下来的 ，就是犹太人视为所应当留下来的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 text）。25/43

“犹太人对经卷的崇敬，对经卷纯正性的重视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城沦陷后才开始的。”18/173

我们从旧约的以斯拉记七章6节及10节就可以看出，其中称以斯拉说，“他是敏捷的文士。”

马所礼人（The Massorectic，来自Massora一字，即“传统”的意思）专门从事编辑、校订旧约经文的辛劳工作，他们的总部在犹太地的提比哩亚海（即加利利海）附近，他们所编成的旧约经卷称之为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 text）。

马所礼人纪律十分严谨，一向存着极虔敬的心抄写经文。他们设计出一套十分复杂的系统，防范文士抄录时所可能产生的差误。比方说，他们计算每部书中每个字母出现过的数字，并计算出摩西五经与整本希伯来文圣经全文中间的那个字母是何字。除此之外，他们又设计了更多、更精细的计算方法，以防抄写时可能发生的任何错误。陆平费（Wheeler Robinson）在《古版与英文版圣经》（Ancient and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ible,1940年出版，第29页）中说道：“任何可以数算的，他们都予以数算。他们还设计一种背诵法，将各处数目的总和很容易地全部记下来。”6/117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说：

“除了要记得手抄本的差异、传统与猜臆上的差异外，马所礼人还要着手于数字的计算，这些则是一般经文批判家们所不曾使用过的方法。他们记下每卷书中句数、字数及字母数目的总和各有多少，他们也计算出每卷书中间那个字和中间每个字母为何；他们知道那些经节包括有全部的希伯来字母，或只包括某些字母的经节等等。这些细节听来十分琐碎，但对抄写经文时，保持抄本的精确性却甚属必要。这些细节正表明人尊敬圣经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理当受人颂赞的一本书。马所礼人唯一关心的乃是律法中的一点、一捺、一句、字母中的一小部分都不被抄漏。”25/38

魏洛狄（Robert Dick Wilson）在《科学化的旧约研究》（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Moody Press出版）论及圣经的可靠性与可信性应可以回溯至旧约时代：“由一四四件自埃及文、亚述文、巴比伦文及摩押文音译成希伯来文的名字中，或由四十个由希伯来文译成以上各文字的名字（总共一八八件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有2300年至3900年的时间，圣经中的专有名词从没有被译错过。最初的文士在音译这些名字时，必须使用最正确的语言学原则，使原名与译名极其接近，这充分证明他们的仔细与学术精神。更有甚者，希伯来人的作品能数世纪以来一直被抄经家不断抄写，也是在其他历史文献中所未有过的现象。”48/71

魏洛狄（Robert Wilson）又说：

“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400年间共约有四十位君王存在，每位都按其朝代先后记载……‘其中不但记有同国的其他君王，又有其他国的君王史记可供核对……旧约圣经中有关各君王的记载，其正确性实超出人类的想像之外，’若这只是出于偶然，那它只有750，000，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全对的机会。”48/70-71

“这个证据说明旧约的原版经文经过二千年的抄写后，仍能十分正确地留存给我们，这件事实不容我们忽略。这不但证明二千年前的原版圣经与二千年后的抄本几乎完全吻合是可能的，我们由巴比伦原本与二千年后之抄本文献所存的类似之处，又由相隔二千年的纸草经卷与现今版本的古典文学相较，只见少数内容上的出入，再看过去希伯来原文经卷中的犹太君王名，及外国名词如今仍很正确地被留传下来，我们实不得不佩服这种近乎科学的精确性，这个精确性更是有目共睹的。”48/85

布如斯（F.F.Bruce）相信“马所礼人所编纂的希伯来文子音经卷（最早的希伯来文圣经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直到马所礼时代，因不方便朗读才加入母音。）流传有近一千年的时间，但与原本相较时，却仍能保持惊人的信实程度。”6/178

葛威亨（William Green）总结说：

“世间没有任何其他的古典文献象旧约圣经这样正确、精细地被抄录流传下来的，这种说法真是一点不错。”18/181

论到希伯来文圣经能被如此正确地抄写、留传、英国剑桥大学图学馆副馆长艾肯孙(Atkinson)说：“这几乎就象是神迹一样。”

第二世纪的犹太教法师阿克巴（Rabbi Aquiba）一心视制造最正确的经书为己任，曾如此说：“马所礼人正确地抄写经卷，成为保存旧约圣经准确性的一道防护墙。”21/211

开罗版本（Cairo Codex）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约在公元前895年间问世，是由马所礼人阿学的儿子摩西一家人所抄成（Moses ben Asher），其中包括前后先知书在内。6/115-116

列宁格勒先知书版本（Codex of the Prophets of Leningrad）约在公元916年抄成，其中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及十二卷小先知书。

最早的整部旧约经卷应是巴比伦帕测巴力拿版本（Codex Babylonnicus Petropalitanus）约在公元1008年抄成，现存于列宁格勒。它是在公元1000年前左右由一位犹太教法师阿学的孙子摩西的儿子亚伦将古版修正抄写成的（Rabbi Aaron ben moses ben Asher）。14/250

阿里波版本（Aleppo Codex）乃是最有价值的一份旧约手抄本，约在公元900年左右完成的。有一度被人认为遗失了，后在1958年所复得，可惜已受损坏。

大英博物馆版本（British Museum Codex），包括部分的创世记直到申命记，约在公元950年完成。

乐奇灵的先知抄本（Reuchlin Codex of Prophets）是由拿弗他利之子一位马所礼人（Massorete ben Naphtali）所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