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B．历史与律法上的见证

历史上有某件事发生时，当时若有许多活着的人都看见这事，或者曾参与了此事 ，那么当这件事被记载下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详细的历史的证据相信这些历史事件是发生过的。

费尔普（William Lyon Phelps）是耶鲁大学四十年来最闻名的一位英国文学教授，他曾著有二十余册文学论著，是耶稣大学的演说家，他在《人性与福音》（Human Nature and the Gospel，New York，1925年出版）〔录在卫伯·史密斯之《在此世阿危难之际一项大保证》书内，（A Great Certainty in This Hour of World Crisis，Van Kampen Press，1951年出版）〕中这样说：

“在耶稣一生的事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乃是有关他复活的事，此乃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我们十分欣慰这事在四福音及保罗书信中均有记载。那些亲眼看见他由死里复活的见证人，名字也都被记录下来。有关复活一事的证据要较耶稣其他所行之神迹的证据为多。原因正如保罗所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57/18

卫伯·史密斯在所著之《真理长存》（Therefore Stand）一书中引用傅来明教授（Ambrose Fleming）所著《神迹与科学──论耶稣之复活》（Miracles and Science-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London，无出版日期）一书中所说的话。傅氏曾是伦敦大学名誉退休的电机系教授，又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荣誉教授，曾被选为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是1928年法拉第奖章得奖人。当傅氏论及新约文献时他这样说：

“当我们读这些专家们所提供的证据时，我们也就考虑到其作品的年代和准确性。正如我们若看见天文学家的理论彼此不冲突时，我们就可以信其所述天文学之事实为真一样。若能这样做之后，我们再问自己，如果一本书其中记载着三、四十年前一些不寻常的往事，而这些过去的事迹不是错的就是太过神奇的，那么三、四十年后，人们还会继续相信这些事吗？还会继续珍视他们吗？当然不会，因为人对三、四十年前所发生的事不可能记忆得绝对准确的。

“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为例，她已于三十一年前去世（译者注：由此可推算出傅来明教授之书大约著于1936年左右。）若有人写其轶事，其中必有许多不真的记载，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各书之间的矛盾处，更不必谈被读者广泛地接受并流传下去。由此可见当初马可所记载复活之事之能与其他福音书相合，绝非出于虚构。如果这件奥妙的事经不起严格的审合，势必为人所弃……”60/427，478

傅来明（Ambrose Fleming）很肯定地指出，福音书中所记的神迹，没有一处是科学家无法接受的。他向知识分子挑战，要求他们诚实审察，如果“……经过诚心的追寻之后，他们必能发现基督教并非建立在虚构的小说或幻觉上，如彼得所说：也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基督徒，乃是建立在有历史根据，有实可考的事件上，不论这些事看来多么神奇，他们实在都是世界历史上所发生过最伟大的几件事迹。”60/427，428

英国律师莫理逊（Frank Morison）所著《历史性的大审判》（Who Moved the Stone？）如今已成宗教书籍中的一本畅销书。该书有如下的话说：“人人都说耶稣是在一个合理性的环境中成长的，但为何在最后他的一生却要用复活这样一个童话式的喜剧终结？这种说法真是破坏了耶稣无可比拟的一生。于是他立志要将耶稣在世最后悲剧式的几天中，所发生的事完全追记下来，好让耶稣临终时的英雄气慨与人在他身上所行的丑恶的罪行，均能一一地在同书中被彰显出来。莫理生本打算尽可能删去一切有关神迹性的记录，尤其准备对耶稣的复活一事绝口不提。但待他细心研究过之后，他却不得不改变初衷，开始从另一个观点来写作，他的第一章篇名即是“不愿被写成的一部书”。而书中其他各章的内容，则是我所读过的最智慧，也是吸引人的评论文字……”19/54，55

闻名的学者沙尔文教授（Edwin Gordon Selwyn）在《研究基督教义之步骤》（The Approaches to Christianity，London，1925年出版）一书中说道：“耶稣在死后三天复活，乃是他身体与灵魂同时的复活，此事之确凿性正如一般历史证据一样地可以经得起考察。”55/14

许多不存偏见的学生，只是肯本着公正的精神来研究耶稣复活一事，由他们所寻见的证据当中，他们都会证明复活乃是历史上的一件事实，史托德（John R.W.Stott）在《真理的寻索》（Basic Christianity，IVP出版）一书中曾摘录一段兢拉爵士（Sir Edward Clarke）与梅兢西（E.L.Macassey）牧师之间来往的信件文字：

“我以律师的眼光对第一个复活节早上所发生的事作过深入的研究工作，所找出的证据十分完备。我过去在高等法院判案时，我们能根据一些比耶稣复活的证据还微弱许多的证据来定案。只要看证据我们就能定案，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是不用精以雕饰或费心装饰其供词的。福音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即是这类的证据，作为一个律师，我自然毫无保留地相信，他们是由一群可靠的人对见到的事实所作的见证。”63/47

“这点实在叫人惊奇，我们这一代的哥伦比亚大学不会有一个科系为基督教的信仰辩护，也没有人歌颂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但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一本百科全书却毫不羞愧地记载说：‘福音书并未写至耶稣的死就告一结束，七日的头一日，有几位妇女到耶稣的坟墓前去，却发现墓门开了，耶稣的尸体亦不见了。有天使坐在墓门口，告诉她们说，耶稣已从死里复活。不久她们果真看见他，并与他说话；他的门徒也都曾遇见他。’”57/14

卫伯·史密斯又引用英国中部瓦立克郡中闻名的鲁克比男校（Rugby）校长亚诺（Thomas Arnold）教授的话。亚诺教授不但任该校校长达十四年，且曾著有十三大册罗马史，后成为牛津大学的现代史教授，论到研究历史的证据，没有人能及上亚诺教授，他在其所著之《论基督徒生活──其希望、恐惧与其终结》（Sermons on the Christian Life-Its Hopes，Its Fears，and Its Close；6th edition，London，1859年出版）一书中写道：

“有关我们的主耶稣其生其死及其复活之事，我们所见之证据是十分可靠，我们用平日决定好坏的标准，来评论这些证据的好坏，这种方法挺好。世间有成千成万的人都将这些证据仔细研究过，他们从事审查时态度慎重，如同法官面临重大的审判案件一样。我个人也曾如此做过，不为说服别人，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借用研究其他时期的历史时所用的考证法，来检查、衡量耶稣的门徒及后人所写的记录。我相信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件史迹的每一个细节，曾象神所赐的大神迹，也就是耶稣死后由复活一样被公正的学者所彻底研究过。”60/425，426

卫伯·史密斯另外还引用了世纪伟大的立法权威，柯伯里的话（Joho Ｓingleton Copley 1772-1863 ) 柯氏曾被英皇赐名林贺思公爵（Lord Lyoduurst），被视为是英国最有名的律法权威，曾任1819年英国的首席律师，曾任英国1824年时的首席检察司、三次任英国的上议院议长，1846年任剑桥大学校长，也是英国有史以来任高职次数最多的一位法官。当他去世以后，他的亲友在其书桌上的一些文件中找到他谈及自己信仰基督教的详细记载，这对外人来说真是闻所未闻的一件事。他写道；“我清楚明白那证据是什么，有关复活的证据至今尚未为人所摧毁（或驳倒）”

柯氏的这些记载被毛乐主教（Bisohop H.C.G.Moule）送至英国南部文契斯特大学的布来克尼先生（Ｅ.Ｈ.Blakeney）手中，论及这些书信的文字，数年前在英文“晨曦”杂志曾被刊登过，以后布来克尼先生亦来信证实此事。亚摩易（Ｍarty Ａmoy）在其著作中曾提到：“林贺思公爵的信仰及他对神救赎计划所持的看法，这些文字都在他死后被人自他的写字柜中发现。”60/425，584

葛林尼夫（Simon Greenleaf，1783-1853）曾是哈佛大学的法律系教授，并曾在大法官史陀瑞（Jaseph Story）死后接续史氏成为同校的荣誉教授。58/423

诺特（H.W.Knott）在所编著之《美国名人字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Vol．Ⅶ，New York，1937年出版）第七卷第584页中这样评论这位法理学权威葛氏说：“由于史陀瑞与葛林尼夫两位教授，哈佛大学法律学院才能成为美国法律系中的皎皎者。”60/423

葛格林尼夫(Simon Greenleaf ）最有名的巨著乃是《证据法之论文集》(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Evidence)至今依然被人认为是“在所有文学及法律探考过程中，研究证据最有效的一部书。”60/423

1846年，当葛氏仍在哈佛大学法律学院任教时，他另写了一部书名《依司法院证据法评断福音书四作者的其要证》（An Examinat of the Testimony of the Four Evidence by the Rules of Evidence Administered in the Courts Justcie，on of Baker Book House，1965年重印1847年版）。在该书中作者仔细检讨使徒们论及耶稣复活的证据，以下是葛氏自己的观察：

“使徒们传扬最伟大的真理，就是耶稣已经由死里复活，唯有人在认罪、悔改，相信他后，人类才有获得救恩的希望。他们会在四处异口同声地传扬此一教义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当时身受逼迫，且面临人心所能面临的最大的恐惧。他们的主在不久之前，被民众法庭以罪犯嫌疑处死，他们的宗教实被世人误认是来推翻世界的，世间每个国家的法律均下令阻止其门徒传扬福音。全世界的领袖均起来攻击他们，世界也不肯容纳他们。即使他们想以最善良、最和平的方法来传扬福音，他们仍不免要遭人的蔑视、受欺压、遭毁谤；人们起来迫害他们、鞭打他们、将他们下在监里，施予酷刑甚至将他们迫害至死。但他们依然热心传扬此一信仰，面对苦难，他们却不惊慌，反倒喜乐。当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时，却有更多持此信仰之人站出来以最大的毅力与决心继续完成未竞之业。在世界的战争史中我们找不出有这种以英勇、忍耐与不死之决心编成的军队。他们经常有外来的刺激向他们挑战，使他们必须重估自己信仰的根基，并需证实自己所信的真理与事实。如果耶稣不曾由死里复活，他们不可能会再确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如果他们不肯定这些事实，他们不会持久拥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人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如此欺骗他们，世间必然也有其他的动力能使他们回转发现自己的错误。若他们所信仰的是错误的，却顽固坚持下去，那么他们终生所遭遇的不但是人在外表所能承担下最大的不幸，他们的内心也要承受极大的苦闷与罪恶感。他们对未来的和平将无法再存希望，没有良心平安的见证，没有荣耀的盼望，也得不到人的尊重。在今生没有喜乐，来世亦无福乐。

“使徒们的本性与常人无异，而他们的行为与每个人都具有的自然天性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使徒们的生命与常人无异，与我们一样，他们被同样的的动机所左右，会因同样的希望而生出活力来，会为同样的喜乐所感，也会为同样的愁苦所困；会因惧怕而心情紊乱，也会被类似的感情所骚扰；他们更与我们一样为试探、疾病所困。但他们的作品却表现出他们是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一群人，如果他们的见证不实，实无道理，因为没有理由能使他们作假。”23/28-30

洛克（John Locke）可谓是他那一世纪中最伟大的一位哲学家，卫伯·史密斯引用这位英国学者在其所著之《基督教及其工作合理性之第二辩》（A Second Vindication of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Works；11版，伦敦1812年发行，七卷，339-342页）中的话说：

“在我们的救主一生中，有一些奇特的事发生在他身上，这些事极其独特，只可发生在弥赛亚身上，因此凡相信拿撒勒人耶稣的人，必然也同时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在这些奇迹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他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即弥赛亚最大也最明显的一所证明。难怪信他由死里复活与相信他即为弥赛亚一样的重要，因为承认他的复活，就等于承认他就是弥赛亚。” 60/422，423

魏思考（Brooke Foss Westcott1825-1901）是一位英国闻名的学者，1870年时荣任剑桥大学皇家讲座的名誉教授。李德尔先生（Paul Listle）在《你为何要信》（Know Why You Believe）一书中引用魏氏的话说：

“收集历史上所有的证据后，我们自然不得不承认，世间没有一件史实能较耶稣的复活提供出更多的证据了。既已拥有这许多证据，我们实在不能说证据不足，除非当事人根本已经事先肯定地假设耶稣复活之事乃是不正确的观念。”38/70

哈佛大学教授摩尔（Clifford Herschel Moore）说得好：“基督教了解他的救赎主，知道他绝非如某些来自神话，带着野蛮、原始甚至侵略性的成份的神──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人，而非神秘虚构的人物，基督徒的信仰并非邪恶或遥不可及的，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一些肯定的、历史性及可接受的事实之上”〔录自摩尔教授之《希膜宗教思潮》一书（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2nd ed,Cambridge，1925年出版，357页.）〕。57/48

卫伯·史密斯（Wilbur Smith）曾引用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费尔（Benjamin Warfield）教授之论文《耶稣基督之复活乃历史上之事实，是为人眼所目睹过的》一文中的话说：

“一位永生神道成肉身，这必然是一种教理，无人能亲眼看出他如何降世，更无人用嘴肯定这一定是事实。但这若非事实，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我们仍活在罪中。但是耶稣的复活却是事实，是外在所发生的一件事，可藉人的感官察觉。他复活虽由许多人作的见证集合写成，却是我们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所有其它教义都是以耶稣复活作为连接点的。”58/361，362

卫伯·史密斯另外又介绍了一位本世纪杰出的学者，也是我们这一代中最伟大的生理学家艾伟博士（Dr.A.C.Ivy），他是依利诺大学芝加哥分部的化学系系主任，曾于1946-1953年间任芝加哥专业联校的生理科负责人（Chicago Professional Colleges），于1939-1949年间曾任美国生理学协会会长。其著作繁多，言词可信：

“我相信耶稣肉身复活一事，也许你们认为这是私人的事，但我却不以为耻，要让世界知道我信这事，且能用理智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一百多年前许多与耶稣复活一样难解的事实，如今在我的图书馆内都有科学资料可以证明，但对耶稣的复活，我不能以同样方法来求证，然而根据现今已有的生物学知识的历史证据来看，一个真正相信科学哲理的人，他可以怀疑耶稣肉身复活这件事，他们却无法否认这件事曾发生过。若需要否认，他们则首先要能证明这件事未曾发生过。我只能说现代的生物学还不能令一个已埋葬了三天的尸体，重新复活起来。按照我个人研究科学的态度来衡量，若根据现今生物学的知识来否认耶稣复活一事，实在是缺乏科学态度的一种表现。”59/6，22

甘迈高（Michael Green）在《活着的人》（Man Alive IVP出版）中说：“……有两位年轻人魏思特与李特敦（Gilbert West and Lord Lyttleton）到牛津大学去，他们是英国社交圈中詹森博士与波普（Dr.Johnson and Alexandet Pope）的朋友。他们决定攻击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因此李特敦从事证明大数的所罗从未变为基督徒的研究，魏思特则从事证明耶稣不曾复活的研究。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碰面讨论彼此研究的结果，但两人都觉得有些腼腆，因为经过各自的研究后，他们却得到一个同样令他们困扰的结论：李特敦发现大数的扫罗，在变成基督徒以后，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魏思特发现无数的资料均指证耶稣已经由死里复活。在许多大图书馆中，你仍然可以找到魏思特写的书，书名为《由历史及考证资料中看耶稣基督之复活》（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Evidences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1747年出版）。在该书的空白页上，魏氏曾引用古语说：“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工夫者，实不宜信口随意批评。”对现今基督教之信仰仍存不可知之态度的人若能仔细想这句话，相信此话对他们必有极大的助益。”19/55，56

“事实证明耶稣在第三天复活了，这也是英国前任最高法院院长达林公爵（Lord Darling）所作之最后结论。在一个私人宴会中，当话题转到基督教教义的可信性时，尤其当客人谈及一本论及耶稣复活之事的著作时，达林公爵一本法官之态度，举掌庄重地发言道：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比方说，要能相信耶稣的教训和他所行的神迹。但在全然相信之前，我们也当先有所怀疑，我们应对一些问题的关键重加思考，如耶稣是否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这必须决定在他有没有复活一事上。对耶稣复活一事我们不但要有信心，也要能找出证据来印证我们的信心。这些有力的证据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可以是直接的证据，也可以是间接的证据，我们把这些证据放在世人面前，好叫世上一切有智慧的人都能在观察之后，才很肯定地下一判断说，耶稣的复活故事实在是真的。”22/53，54

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尼克里（Armand Nicholi）在1968年3月29日那期的《今日基督教》杂志中论到安德生博士（J.N.D.Anderson）乃是“……国际间有名的大学者，尤以善用历史证据闻名，他是举世著名的回教法律权威人士之一……又是伦敦大学法律学院的教授，及该校东方与非洲学术研究中心之东方法律系系主任，也是英国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所长。”3/4

这位卓越的英国学者,如今也是国际法理学的权威人士，安氏说：“这些证据乃是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根基，能被用来引证新约圣经中一切有关耶稣其人、其训的可靠性；他不但可以用来证明耶稣的死这件事实及其意义，也能证明历史上的那座坟确实是空的，使徒们确实见过耶稣复活。这种证据实在为我们行走信心旅途时，打下最稳固的一座根基。”2/106

3B．早期教父们的见证

史伯辛普生教授（W.J.Sparrow-Simpson）在《复活与基督徒的信仰》（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Christian Faith，Zondervan Publishing Co．，1968年出版）一书中写道：“它的重要性仅次于神学上的基督论，无疑地基督复活的教义在早期基督教文学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在使徒时代的史学家们固然找到许多有关耶稣复活的资料，但第二世纪中却有更多的论述，也都全部致力于复活一事。例如亚山那哥拉（Athenagoras）和殉道者犹斯丁（Justin Martyr）的著作都是很好的例子。”62/339

兰姆教授（Bernard Ramm）在《基督徒信仰的确据》（Protestant Cristian Evidence，Moody Press，1953年出版）中评论说：“由教会历史和使徒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耶稣复活之事很早就已被确认。罗马主教克利门一世（Clement of Rome，公元？-97年）的《致哥林多人书》（公元95时写成）乃是最早的教会历史文献，以至早期教父们的世代当中，均有论及耶稣复活的记载。他也在各种使徒信经中出现过，从来没有人为此事争辩。”52/192

史伯辛普生（W.J.Sparrow-Simpson）写道：

“伊格那丢（Ignatinus，50？-115？）所传之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基督教的内涵包括‘信他、爱他、且信他为我们受难，最后更为我们的缘故复活。’依氏吩咐信徒要‘全心相信他的降世、受难与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我们信徒的希望。因为他的复活，我们以后也都要复活。”

“教会先父伊格那丢更进一步地提出‘教会应该为主的受难与复活欢喜，不可踌躇不定。’教会所依赖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死与他的复活。’依氏把这三件事连在一起。针对基督教的异端，他这样批评说：‘这些人不领圣餐，亦不祷告，因为他们不信圣餐表示耶稣基督的身体,这身体因我们的罪忍受苦难,但父因自己的慈爱,使耶稣复活过来。’另外，他称复活乃是‘身体与灵魂两者同时的复活。’”62/3339

史伯辛普生（Sparrow-Simpson）另外被充说：“早期教父圣波里克（St.Polycarp）对腓立比的基督徒写信时说道（约写于公元110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亲自前来受死，但神使他复活，除去死亡的痛苦。’他说，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由死里复活，将荣耀赐给他，并使他坐在父右边的宝座上，天上地下万物皆属于他。’这位已经复活了的耶稣，‘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只要‘我们愿遵从他的旨意，谨守他的诫命，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也要使我们由死里复活过来。’对圣波里克而言，已被高举的耶稣也是‘永远的大祭司’，因此当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在殉道之前，他这样祷告说，他愿能与其他殉道者一同分饮耶稣的苦杯，使不灭的圣灵令他的灵魂与身体复活直到永远。”62/341

史伯辛普生（W.J.Sparrow-Simpson）又引用殉道者犹斯丁（Justin Martyr，公元100-165）论复活的话说：此文“……论及基督教中最重要的一项真理。当时反基督教的人说复活是不可能的事，他们也反对有复活的事发生,因为肉体乃罪恶之源，肉体复活与事无济；很难想象复活之后的肉体情形如何，若只是单使现有的器官延长生存时间实在没有意义。他们更说，耶稣的复活只是一个虚伪的显现，实体并未复活。针对这些反对意见与难题，殉道者犹斯丁……‘回答说’……”62/342

毛耶（Elgin Moyer）在《教会历史名人录》（Who Was Who in Church History，Moody Press，1962年出版）一书中提到早先的教父特土良（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on）说：“这位拉丁教会的教父及辩道家于公元160-220年间生于非洲的迦太基城，曾受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优越训练，并精通政治、法律及辩论技巧。有三、四十年的时间生活放荡，但在190年左右，他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此后他忠诚奉献己身，向异教徒、犹太教徒及基督教异端邪说者辩护基督教之真理……乃基督教信仰之强有力的维护者。”47/401

兰姆（Bertnard Ramm）最后下结论说：“不信耶稣复活的人必须设法否认教会先父们所有的见证……他们必须假设这些人他们既无动机又缺乏历史的准则，无法真对耶稣复活之事彻底下一番研究工夫。论及这些早期教父，希腊正教、天主教及英国国教各教会均视他们为教会史上的权威人士，基督教改革宗之信徒对他们亦极为尊重。他们所说的话在神学家眼中极为宝贵，然而不信耶稣复活的人却不屑一顾地将他们的话完全略去。论到使徒神学或近使徒时代的神学，教父们的论著极为可靠，然而怀疑论者丝毫不考虑他们的见证，显然怀疑论者必须持此态度，否则怀疑论者的说法必定立不住脚。5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