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为首都所在，冯玉祥已晋级上将，他与各方面都有所接触。他仍笃信基督教。1924年春，我曾请他在亚斯立堂对信徒讲道。这事轰动一时，人们称冯为"基督将军"。冯与美以美会的美国传教士汇文中学创办人刘海澜时相往还，刘于庚子年(1900)以前就已来到北京，死时年近90，冯还亲自参加丧礼，认为教会的丧葬办法，既庄严肃穆又省钱，比中国请一大群叫花子吹吹打打、摆阔气、讲排场的办法好得多。冯常慨叹中国礼俗远逊西方。还有一个美国传教士戴某，创立圣经必带会，刊印一种小本圣经，到处送人，曾送给冯玉祥一本。冯常夸这个戴某事母至孝，说他为侍奉母亲，年过50尚未结婚。在任检阅使时，冯玉祥由王正廷和徐谦的介绍，认识了苏联公使加拉罕，开始对苏联革命有所了解。冯玉祥还曾由格林的关系和美国公使有所酬酢。此外，冯与国民党人也有来往。孔祥熙(庸之)曾借给冯一本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冯读后很为钦佩，认为是救国的对症药方，自称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后来孙中山先生死后，孔祥熙于1925年到西北冯玉祥边防督办署找冯要回这本手稿，还给了孙夫人宋庆龄。冯对北洋官员却懒得周旋，被旧人讥讽为"不合时宜"，称之为"活妖怪"。
　　冯玉祥对我很是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只在宗教和政治活动上，而且在生活上彼此也是很亲近的。1923年，冯的前妻刘夫人死时，我为之主丧，采用基督教仪式，还亲自陪同冯玉祥、鹿钟麟、李鸣钟等运送灵柩到保定。1924年冯玉祥续娶李德全，由我证婚，用的是宗教礼节。1924年3月下旬，黎元洪到南苑检阅冯玉祥的部队，参、众两院议长也都到场。冯玉祥因忙于军务，把招待责任全权交我办理，预备西餐以享来宾。冯还嘱我备几个小窝头，务必请总统和议长先生们品尝一点。当晚冯请各部总长吃饭，仍由我负责招待。
　　1924年4月，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开会推选冯玉祥和我分别作为教友和牧师代表，去美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总议会。冯因军务在身，便委托我作他的代表。于是我一人兼有教友和牧师双重代表的身份，先到福州参加中央议会，然后转道上海，渡洋赴美。在美国纽约开完总议会后，又到各地游历，并获得依阿华州康乃尔大学的荣誉神学博士的学位。1924年9月，我经上海返回北京，更成了红得发紫的教会名人，在社会上也更加崭露头角，我和冯玉祥的关系也更形密切，成了冯所倚重的不受薪的名誉顾问。
　　曹、吴驱逐黎元洪，曹锟贿选作了总统，举国舆论哗然。吴佩孚穷兵黩武，打算以武力统一中国，粤(孙中山)、浙(卢永祥)、奉(张作霖)联合反直，在北方导致了直奉大战。冯玉祥处处受吴佩孚挟制，心怀二志。他在旃檀寺办公，分别秘密会见了孙岳(禹行，时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大名镇守使，冯保举他作了北京警备副司令)和胡景翼(笠僧，暂编第一师师长)，共议推翻曹、吴，拥戴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冯也常与国民党人徐谦，教育总长黄郛共议反直大计。但冯了为蒙蔽曹、吴的眼目，还放出了替曹、吴向奉系议和的烟幕。当张作霖开始进攻华北时，冯玉祥派我作他的私人代表，去东北面见张作霖议和。行前冯笑着对我说："你是牧师，正合和平使者的身份。"又说："张作霖和曹锟总统是儿女亲家，双方何必动武呢？"我乘车赶赴沈阳，下榻大和旅馆。先是于1920年为赈济华北旱灾事，我曾去东北见过张作霖，这是我第二次出关。张学良亲自驱车到旅馆，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仗总是要打的，不必见大帅了。"他并建议我既来沈阳，别白来一趟，要陪我同游清陵。我因前已游过，这次议和无望，更无心游览，便要求去参观北大营。嘴说瞻仰军容，心想探听奉军实力。张学良没有拒绝，驱车同往北大营，并向我介绍奉军旅长郭松龄、炮兵团长邹作华，参观了军容、武器和内务以后，张学良用挑衅的口气问我："奉军较之冯将军的军队如何？"我心中明知冯部武器不如奉军，但为替冯鼓吹，便虚张声势说："两下差不多。"张在北大营备西餐招待我，由郭、邹等将领作陪。我因此行未达到议和的目的，不便久留，便辞归北京，向冯玉祥复命。
　　直奉战端既开，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冯被派任第三路司令。吴在四照堂(原摄政王府)主持军务会议，独断独行，极力压制冯玉祥，派他出古北口赴热河抵御奉军。既不给粮饷，又不补充弹药枪支，只发给士兵每人铜钱一串，单裤褂一身。我的女婿许骧云已升任团长，率部先行，吴还派胡景翼为后援司令，率部尾随冯军，暗中监视冯的行动。吴不知冯与胡早成合谋，胡向冯告密，更增加冯倒吴的决心。吴一再电促，冯始进驻古北口，段祺瑞派代表见冯，表示他反对内战，更反对曹锟贿选。张作霖也派代表向冯通款，表示"奉军不愿与冯为敌，只要推翻曹、吴，奉军不向关内进兵。"冯向奉方提出两条：一是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二是奉军不得入关。冯军进驻滦平，召开会议，商量回师倒戈。冯部将领除蒋鸿遇留在北京外，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都自前线赶来参加。胡景翼派邓宝珊代表参加。会上议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党是国民党，他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这时吴佩孚与奉军交战失利，冯乘机回师北京。冯和刘郁芬先到高丽营，见到胡景翼的代表，黄郛也从北京赶来和冯相见，商定事成后暂组摄政内阁，然后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冯派鹿钟麟到北苑与蒋鸿遇筹划进入北京的办法，得到警备副司令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冯部顺利进城。后来冯玉祥常向我吹嘘他这段倒戈反曹、吴的历史，称之为"首都革命"。
　　冯玉祥的军队开进北京后，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都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并戒严断绝并通。警察局督察长张汝霖(雨山)是我的儿女亲家，一早就给我送信，告诉我冯玉祥已回到北京，并给我带来一个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戒严地区。冯玉祥1924年10月24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的有孙岳、胡景翼、黄郛、王正廷、北京电政督办和井队矿局总办等人。正好这一天我有事要找冯玉祥，乘车出安定门，守兵都认识我，放我通行，所以我也到北苑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当时孙中山先生是否同意北上尚未可知，吴佩孚正围攻杨村，孙岳遂提出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组织摄政内阁。为表示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的诚意，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部，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陆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协和)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冯玉祥进北京后，因鹿钟麟入城有功，提升他为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东单帅府园。冯玉祥感到民国成立已十余年，首都还留着溥仪这个清朝逊位皇帝的小朝廷，是个耻辱，商得摄政内阁同意，派鹿钟麟和警察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和溥仪谈判。我也跟去参加了这次所谓"逼宫"的谈判。鹿问溥仪："你到底愿意作平民，愿意作皇帝？若愿作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想作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溥仪慌忙答道："我自然该作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我吃闲饭，他们迫着我留在宫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鹿便下令将溥仪的卫队和随从全部缴械，溥仪和妃嫔被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当时成立了一个故宫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有蔡廷斡、吴稚晖、庄永宽、李石曾和满人治鹤清等。
　　冯派孙岳和张之江等分赴保定、杨村各线解决吴佩孚的残部。吴佩孚见大势已去，只得下野，逃往南方，张之江进驻天津。后来段祺瑞到天津连电冯玉祥前往共商国事。冯到天津时，张学良、李景林、杨宇霆、张宗昌、梁鸿志等一般军阀官僚都纷集津门，各怀鬼胎。奉军竟背弃不进兵关内的诺言，和皖系勾结，乘虚而入，赶走了王永斌(前讨逆副总司令)，占领了天津。冯一气回北京，段祺瑞和张作霖联翩到京。段祺瑞作了执政，黄郛辞去总理职务，安福系官僚跟着进京争名夺位。大局急转直下，乌烟瘴气。冯玉祥非常消极，便避居天台山。但奉系、皖系和国民党人都不断上山与冯会晤，政见各自不同。去的次数最多的有汪精卫(兆铭)、孙科、吴稚晖、黄郛等。鹿钟麟也经常上山向冯请示机宜，冯嘱他务必作好三件事，第一要听孙中山先生的招呼；第二要多与李烈钧联系；第三要与胡景翼、孙岳互通声气。
　　1925年，段祺瑞取消了国民军称号，调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此后冯的军队被称为西北军，所部有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张之江、宋哲元、郑金声等六师，外加两个混成旅，两个炮兵旅，共约15万人。冯让鹿钟麟留京任卫戍司令，派张之江、李鸣钟分任察哈尔和绥远都统，刘郁芬代理甘肃督军，薛笃弼为甘肃省长。冯玉祥作西北边防督办时，于右任曾去张家口劝他加入国民党。冯认为结党就会因私废公，一口拒绝了。冯玉祥在西北认识了鲍罗庭，谈话由陈友仁作翻译，所谈的是关于革命、宗教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等问题。冯认为苏联能帮助中国争取自由平等，于是经鲍介绍，从苏联聘请了三四十位顾问，分在各兵种训练班任教。总顾问名叫任江。尽管军中有苏联顾问，冯玉祥还照旧信仰基督教，每连都有一个随军牧师。这时孙中山先生已到北京，目睹国事日非，又患了不治之症，冯玉祥让夫人李德全带他的亲笔信到北京，约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陪同谒见孙中山先生。孙赠给冯《三民主义》6000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1000册。冯以之为军中必修课。在教导团中，冯玉祥和李德全都任教《三民主义》课。冯自称为"国民党党外的中山主义信徒"。孙中山先生逝世，冯极为哀悼。

冯玉祥去西北前后，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改派我为北京汇文中学校长。1925年5月5日，我为父亲庆80寿辰，在东总布胡同宴寿堂大张寿宴，特请卫戍司令鹿钟麟作总招待，北京军政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纷纷去祝寿。张学良和郭松龄派人进关送来寿礼和他们亲笔写的对联。冯玉祥派专人送来寿礼，张之江专程从张家口赶来北京祝寿，因之教内外友人都羡慕我的光荣，而对我倍加推崇了。

　　1925年，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工人，造成"五卅"惨案。各地工商学各界纷纷罢工、罢课、罢市，举行反帝大示威。冯玉祥认为教会里"纯正的英美朋友"会同情我国，他发出一个致全世界基督教徒的通电，呈请他们主持正义。另外，冯还在张家口召开反帝示威的民众大会，满墙张贴"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除此，冯还在北京创办了今是学校，收容那些因参加反帝运动而被开除的大、中学学生(特别是基督教会学校的)。冯还请陈友仁在北京办了一个《民报》，宣传孙中山先生遗教，此为冯和国民党结合所采取的一个步骤。冯玉祥向世界基督徒发出的通电，自然不可能得到什么反响。但冯那时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并无认识，对外国传教士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和一个在常德就已认识的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古约翰谈起"五卅"惨案，冯问古说："您说英国人在中国这种行为到底对不对？"古毫不迟疑地回答："那些乱党胡闹，怎么不该开枪打？"冯听了大出意料之外，又问："我要求你不说英国人的话，我也不说中国人的话，你我都是上帝的儿子，咱们今天就谈一句是上帝儿子的话，英国巡捕打死中国工人，到底对不对？你凭着良心再回答一次。"古仍说开枪是对的。冯玉祥大怒说："你这是昧着良心说话，我被你骗了，你是冒充教徒！你其实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日后冯和我谈起这件事曾说："和这些外国传教士谈宗教问题可以谈得很通，但一谈起国际和时局问题，就会争得面红耳赤。"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镇压学生运动，枪杀请愿学生，酿成"三一八"惨案，北京市大、中学生纷纷准备游行示威。段让身兼教育和司法两部总长的章士钊下令禁止学生游行，并派保安队包围各官立学校。各国使馆出张贴告示，不准学生在禁卫区(按：指使馆、教会、外国兵营所在地区)内通行活动。一时军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当时保安队认为汇文是教会学校，可能不会出事，未加防范，汇文学生乃得于预定时间，由我率领通过禁卫区，去参加游行。到天安门集合地点，看到没什么别校的学生，我便先回校了。汇文的学生共700人，参加游行的有3000多人，他人和少数别校不住校的学生到景山街头讲演，和警察冲突起来，遭到镇压，数学教员孙耀和24名同学遭到逮捕，被解送司法部由检察厅起诉。我联络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朝阳大学校长江庸等，各方奔走，并请求章士钊释放学生，但他却圆滑推诿，最后，还是得到鹿钟麟的帮助，我才见到检察厅戴厅长，把学生保释出来。
　　其后，冯玉祥从西北写信给我和王治平牧师(化清，是与我在汇文大学同班毕业的，当时作北京亚斯立堂主任牧师)，约我去协助他办实业和教育，约王去办外交。我们同车去张家口，冯命张之江到车站迎接，并在都统府共进午餐。晚间，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在边防督办署设宴为我们洗尘，饭后与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表示殷切希望我们能协助共同致力于开发西北的事业。但王治平因西北条件艰苦，又听说段祺瑞原答应拨给的经费，因连年战争拨不下来，便不愿留在西北。结果决定我一人留下，没有经费就先因陋就简办平民教育。当时北京教会的信徒和汇文中学的学生都挽留我，不愿我去西北，但我婉言相劝，表示自己是自愿去西北的，他们才无异议。华北年议会也知道我和冯玉祥之间的深厚关系，最终还是同意我去西北工作，但仍算我是华北年议会的人。我到西北时，冯玉祥计划在张家口兴建一个"福音村"，已请人画好蓝图，中央是教堂，四围是住宅，还有学校和戏院，房子都设计为窑洞的式样。当时有不少河北、山西省的基督教徒闻风而变卖了家产，到西北投奔冯玉祥，打算在"福音村"落户。后因战争爆发，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我在西北时，发生了冯玉祥联合郭松龄向张作霖倒戈的战事。后来郭松龄失败遭擒，被张枪决。此后直、奉、鲁、皖四系合流，吴佩孚、李景霖、张作霖、张宗昌、褚玉璞联合对冯，称冯为"赤贼"。冯遂令张之江和李鸣钟分别署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督军，发出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携同徐谦、刘骥、何其巩等，取道蒙古，悄然出国赴苏联考察。冯在莫斯科和徐谦一起去会见过加里宁。冯还见到列宁夫人，并得到《列宁全集》和列宁头像作为赠礼。除此，冯还见过托洛茨基。冯在苏联看到街上有耶稣圣像龛，有些人去礼拜，但龛上面大书标语："宗教即是鸦片。"他认为苏联政府反对宗教，但允许信仰自由。冯从苏联回国后，在五原誓师，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作了誓师授旗的党代表。全体军官皆加入国民党。当时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冯大概要舍去宗教改走三民主义的救国道路了。此后军中随军牧师取消，也不再向军队宣传基督教，而以从苏联新请来的乌斯马诺夫为政治法律顾问，以石敬亭为政治处长，刘伯坚(共产党员)副之，并在各军都设立了政治处。这期间冯玉祥和李石曾、李大钊都有秘密信件往来。从此冯对基督教就淡漠了。他自己也不作礼拜了，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基督教坏话，也没有公开表示信或不信。我在冯将军失败出国期间，因在西北无所作为，回到北京。因我和冯的关系被视为"赤贼同党"，便逃到天津维斯理堂。1927年夏，就任天津汇文学校校长。此后冯玉祥和我也就疏远，没有什么来往了。但他的部下张之江仍信奉基督教。冯手下的孙良诚曾对我透露说："冯先生特别崇拜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军队里大力宣传，还唱国际歌，一切都学苏联。冯先生说过有了三民主义如电灯，基督教相形之下，成了煤油灯了。"
　　听说冯在北伐期中与蒋介石合作，但始终受到蒋的排挤，抗战时到重庆，更是郁郁不得志，对基督教又有些接近，他和夫人李德全常到基督教青年会，而且应邀作过讲演。

　　(谢纪恩整理1965年5月) 《文史月刊》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