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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十字星光下    热     ★★★ 【字体：小 大】
在南十字星光下
作者：鲍乐基    文章来源：福音书籍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5
澳洲在培理眼中，不是单凭一个布道大会就可以震撼全国的地方。澳洲的人口比纽约市少，版图却和美国一样大(不计阿拉斯加)。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的海岸地区，特别是悉尼和墨尔本。但这一切都不是布道团的首要关注。澳洲人经济发展日渐强大，酷爱运动与户外活动，以独立敢言见称于世。在历史上他们不太欢迎布道家，更遑论外地来的布道家。
　　1959年，四十岁的培理应澳洲各省及纽西兰的基督教各大宗派邀请，在二月至五月南半球夏秋之交，前去主领布道大会。早在一年前，培理就派了谢利·贝文去悉尼展开筹备工作。贝文很快发现藉着实时转播、录音转播、电台电视广播，再加“安得烈行动”，可以让大部分澳洲人接触到福音。“我深信澳洲正处于全国复兴的边缘，”贝文写道，“我们有许多证据显示，神正在行奇事，神所赐的福叫我们深受感动……此时此刻，在悉尼的祷告还要比在纽约布道大会高峰期的更多，也更逼切。”
　　澳洲布道大会首站选在墨尔本，一个文化深厚、富庶而保守的城市，又是一个低调而自信的城市，可能充其量只会礼貌地听听培理讲道而已一纵使大会主席是圣公会座堂牧师、副主席是循道议会总议长。培理派了来自费城的牧师华达·史密斯去担任布道大会主任。史密斯是培理在青年归主协会时期的同工，其后参与布道团，先负责电影发行，辗转进到国际事工，在布道团肩负重任。史密斯“友善而乐助”，处事老练，既有效率又从容不迫，深得澳洲同工赞赏。
　　1959年初，澳洲大会筹备工作如火如荼。培理在德州达拉斯市一个聚会中，左眼感到剧痛，视力也有障碍。致病原因是过劳(可能视网膜有血块)。除了太多讲道，布道团高速发展也为培理带来许多压力，医生嘱他到阳光普照的夏威夷去完全休息，并把墨尔本布道会推迟一周，悉尼布道会则缩短一周。此外，培理奉命只讲晚堂，其它日子则去游泳或打高尔夫球。
　　1959年二月十五日，澳洲布道大会在墨尔本开始。澳洲人满腔热情，美国人却以为参加者不会太多，加上秋天阴晴难料，于是租下一个位于市西的大型室内体育馆，有七千五百座位，连临时设置闭路电视的副场在内，可容纳一万个参加者。不料第一天下午的聚会，参加者已多得容不下。培理只好走到场外，冒着骤雨向未能进场的人讲道。警方估计场外人数约有五千。
　　五天后，大会移师到一个启用不足一周的露天大会堂去。西尼迈尔音乐碗位于市中心雅勒河畔，其形状奇特的铝质上盖，覆盖着舞台和台前二千座位，但在周围草地斜坡上可容逾万观众俯瞰舞台。音乐碗的音响设备和效果都是第一流的，坐得远远的人就是看不清舞台上的情形，仍可清晰听见每首诗歌、每句讯息。大会举行当日，雅勒河畔被墨尔本人挤得水泄不通。布道团和大会筹委都诧异当初信心为何那么小，竟甘于使用室内体育馆。
　　格来第·威尔逊在翌日写道，“培理一呼召，人们马上从四方八面的通道走出来，人数超过三千。培理见状，举起双手无奈地说，‘各位先生女士，别出来了，前面没有地方了。假如你要将一生交给基督，请你回家写信给我，我会把栽培材料寄给你，帮你做个基督徒。’圣灵在这里所作的事，令人叹为观止。”
　　三千人中有不少站到舞台上去。一个样貌严肃的警官抱怨道，“舞台承受不了这许多人啊！”这位警官起初觉得整个布道大会不知所谓，此刻却在惊叹说，“我真搞不清楚！我眼前这深奥的事，我真的不明白！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神的作为。”到了主日，去过音乐碗的人数已逾六万，这惊人的出席率，成为澳洲的头条新闻。
　　对不上教堂的人来说，音乐碗是最好的聚会场所。一个律师对一位大会筹委说，“你要我去教堂，我会浑身不自在。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听葛培理讲话，却是非常自在。这里的每一样事都是那么自然。我相信基督昔日讲道，也是这样的风格。”就连在路旁喝酒的人，也向培理喝采道，“培理，你好棒啊！我们支持你！”
　　培理的左眼没有大碍，很快就完全康复了。布道团对澳洲人的热情渐生好感，澳洲人对他们也一样。巴鲁斯和薛百利尤其在这热爱唱歌的国家深受爱戴。“他们二人为每次聚会带来美好的气氛，”一个从商的决志者回忆说，“他们叫我们充分感受到基督教满有喜乐与爱。”
　　到了第三周，音乐碗要举行墨尔本蒙巴节，布道大会栘师到农展会场馆去。这里远离市中心，也不近民居，靠近货运场、电力站、屠房。场地位置不佳，音响差劲，但大会不受影响，仍是墨尔本人的主要话题。
　　三月二日，大雨滂沱。三月三日晚是青年大会，雨势更大，但竟有两万五千人出席。舞台没有上盖，培理在台上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弓腰对着麦克风讲。听众的座位是有盖的，决志的人要冒雨走过一片泥泞地，才能到达台前，结果来了一千二百人。
　　在音乐碗那边，连日豪雨把斜坡上的泥巴全冲到原来的陪谈区去－假如大会没有搬场地，布道大会就要泡汤了！
　　三月十五日主日，最后一场布道大会在墨尔本曲棍球场举行，在当年这是世界一流的场地。维多利亚省长达拉斯·布鲁克斯还没有到场前，早已全场满座，却仍有许多人不断涌来。曲棍球会负责人打破先例，让观众坐到草地上，并让妇孺使用会员棚。
　　省长诵读《诗篇》23篇。培理讲道前读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送来的特别讯息。聚会人数叫培理十分诧异，甚至超过1954年温布莱大会的人数。坐在观众席最后排的卢芬妮当晚记下的活，代表了布道团的心声：“眼见这么多人为一个福音聚会庄庄敬敬的聚集，那场面多感人。聚会结束时会众齐唱‘再相会歌’，我的喉咙咽住了，因为这里许多人都不会再见的，只有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再相见。”
　　呼召时逾四千人走到台前，连同站在决志者旁边的陪谈员，场面实在感人。突然英国国歌奏起，原来是英女皇代表离席，陪谈工作暂停一两分钟。
　　当日除了省长大驾光临，墨尔本人对布道会的支持，还可见于一桩事。曲棍球场旁边是一条通往市郊的主要铁路，在平时每隔几分钟就会听到隆隆的火车响声，但当日下午却是出奇的宁静，原来维多利亚铁路局长亲自颁令，在布道会举行期间附近火车必须慢驶。
　　布道团离开墨尔本后七个礼拜，维多利亚省首席法官艾蒙·赫宁写给培理的一封私函，反映了教会人士的意见：“你在这里的布道会引起极大的回响。所有教会都忙于关顾新人，竭尽所能的留住他们。但在人数以外(不管是新来的还是回来的)，我们还欠你一份最大的人情，乃是你叫我们的生命更甘甜，也叫绝大部分不幸仍在教会以外的人停一停、想一想自己的立场是什么。”赫宁在1964年又写道：“我可以说，时至今日，葛培理的影响仍然随处可见。”在1969年，培理重临墨尔本主领布道大会，得以亲自目睹这一切的影响。
　　墨尔本大会后，是塔斯曼尼亚大会和纽西兰布道大会。布道团在昆士兰休息一周后，即前赴悉尼举行为期四周的布道大会。
　　可以说，几乎所有基督教会都正式支持这次布道大会，个别堂会和教区更配合大会订定自己的全年计划。与纽约相比，那边人口虽然多许多，但悉尼的陪谈员训练数目却比纽约的多出一倍。在六千位获派作陪谈员或组长的人中，有一半来自一百六十个圣公会教区。悉尼大会也为布道团带来一个新的会前预备事工概念：全城家家户户都获邀请出席布道大会。
　　成千成万的家庭祷告小组，还有墨尔本大会的新闻报导，都大大提高了悉尼人对布道大会的期待。悉尼新闻界一开始即厚待葛培理，除了英女皇到访，悉尼布道大会可说是最广为报导的事件。
　　大会第一天，到农展会参加聚会的有五万人。筹委会中很少人敢预期在悉尼这满城都是“快乐而无信仰的人”中会有这么好的反应。走到台前的有一千人，几乎天天如是。在台上望去，这场面总“叫人深受感动”。大主教马刻士·隆恩写道：“呼召一发出，静静坐着的会众忽然散开，仿如蚁丘被搅动起来，成千上万的人，在远远的看台上站起来，走到台前去。”这些动作基本上是属于个人的：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他们会挤开友人或陌生人，独自走到台前。虽然台前站着许多别的慕道者和陪谈员，但正如许多人见证所说的，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它人的存在；他们开口决志祷告，就像独自一人向神祷告一样。
　　不止一次，大雨将场地变成泥沼。培理的少年好友古斯塔孚逊应邀到澳洲去作嘉宾，当时他“心中存着一个大疑问：虽然人多，却不一定表示这是神的工作啊；说声威势大，巨人歌利亚岂不声威势大……”。悉尼大会第一个礼拜五，雨间断的落着。古斯塔孚逊说，“在呼召时大雨倾盆而下，连观众台也看不见了，会众应该也看不见讲员，但培理照样呼召。我想：‘培理疯了，哪会有人出来呢？’可是来了一千一百人，都站在浸到踝子骨的泥泞中。有一个陪谈员拿着圣经，打着雨伞，通身湿透，六个决志者围着他。他的圣经早湿透了，但他全神贯注，把那六个人引向救主。在那一夜我绝对确信：神的手诚然一直按在培理身上”。
　　1959年五月十日，最后一场聚会，共有十五万人出席，其中在农展会的有八万，在毗邻的曲棍球场的有七万，还有一百万人藉着转播和电台广播同时收听讯息。两处场地的诗班与薛百利一起轮流唱出“你真伟大”时，场面极为感人。培理宣讲的讯息题为“大路与窄路”。当呼召时培理赞叹说，“多美好啊！人们冒雨走到台前，实在令人感动！在曲棍球场的朋友，你们也出来，走到围栏旁边吧。听转播的朋友，你们走到你身处的会场的台前吧。”在当天决志的有五千六百八十三人。陪谈组的主席说，“在陪谈室里的感恩祷告，实在令人难忘。看着那么多的决志卡，大家忙着分派工作……”。
　　悉尼布道大会及其后在澳洲各处举行的跟进聚会，为全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位当地教会领袖说得好：“葛培理旋风摇动了全国。”据估计全澳洲有一半人曾在现场或藉转播听到葛培理讲道，而其余一半人至少一次曾在电台听过或在电视看过他的讲道。
　　在澳洲历史上，从未有过全国宗教复兴。透过澳洲布道大会决志的人数超过十三万，占总人口百分之一点二四。正如布道大会书记所言，“这些果子代表着新生命和新能力，如洪水般壮大我们的灵性力量，必可对这国家的不虔不敬、邪情歪风作出挑战。”其后十年澳洲的神学院学生有一半或直接或间接是布道大会的果子－有的是当时决志，有的是重新奉献，所有宗派的差会，都有很多新人前去受训。
　　墨尔本和悉尼(尤其是悉尼)的经验，证明布道大会若与堂会的持续事工好好连结，是大有果效的。在纽约1957年大会举行后一年，慕道者只有半数得着关顾；但澳洲的教会用尽方法培育初信者，其中绝大部分都能健康成长。随着岁月过去，显出1959年实在是一个里程碑。
　　对培理和布道团员来说，1959年是洛杉矶大会后的第十年。这十年叫他们满怀把握，知道在前面还要“见比这更大的事”。
文章录入：燕子    责任编辑：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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