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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惧风浪    热     ★★★ 【字体：小 大】
毋惧风浪
作者：鲍乐基    文章来源：福音书籍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15
　在1977年十二月马尼拉布道大会期间，身处权力巅峰的菲律宾总统马可斯打破惯例，举行国宴招待培理一行人。这是宗教领袖(包括教宗保禄六世、若望保禄二世)从未享有的礼遇。马可斯感谢培理将“因认识神而来的灵命苏醒和喜乐带给菲律宾……以和平大使的身份，深切谋求人类兄弟情谊；还致力使世上三分二的人口、亦即第三世界的人得着扶持。这悲惨、赤贫、无知、困苦的世界，迫切需要上主”。
　　马可斯的话实在应时。培理在列扎尔公园举行最后一场聚会(有十五万人出席)后，旋即飞往印度去，其时菲律宾布道大会的委员正忙于跟进两万两千个决志者(六成是天主教徒，当中有一位电影红星，其后成为著名的布道者)。培理要在北印度加尔各答和三个城市主持“佳音节”。两个礼拜前，南印度安达拉邦遭受百年来最强烈的台风袭击，有一万人丧生，多条村庄被毁，损失惨重。
　　在新德里欢迎培理的印度总统向他请求援助。培理抵达安达拉邦首府海得拉巴市，在佳音节大会中宣布从他旗下的“世界救援基金”拨出两万一千美元作重建教堂之用(这笔款项是在较早前的辛辛那提布道大会中筹得的)。佳音节的最后一站是马德拉斯市，培理把其中一场聚会(共五场)交由阿布赫主领，自己乘包机到台风灾区视察。印度政府已替他预备了一部直升机。
　　培理踏出直升机，眼前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火葬台。救援人员不断给孤儿喂食，搭建帐棚，也发掘出更多尸体。培理为人们祷告。有生还者抓住培理的手，喊道，“给我们住的，不然就让我们死！”这令人心里发毛的一幕被摄入镜头，播到全世界去。
　　偕同培理视察的其中一人，是安达拉邦教育部长，他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亲身经历了风灾，救援工作由他统筹。他向培理提议以捐款建立一条新村，并命名为“培理村”－他解释道，因为培理的姓氏“葛”与当地泰勒古语的“村”发音相近。培理一口答应了。
　　别的机构也很快送来救援物资与捐款，但不及培理亲临现场，流露爱心与哀伤，叫全印度感动。印度人称培理为“慈善天使”。
　　培理回到美国后马上筹款。电视播出印度之行及灾区情况，筹得十万美元。布道团又设立“安达拉邦基督教救援与重建委员会”，由佳音节两位主席共同领导，就是天主教的海得拉巴大主教和浸信会的领袖敖尔。敖尔是安达拉邦的旅游部长，亦曾偕同培理到灾区去。“培理村”的规模很快敲定了，由政府承担四分之一建屋经费，其余由布道团筹募；布道团额外支付建教堂和水塔的费用。1978年四月二十一日，灾难发生后六个月，大主教亚鲁拉帕为培理村奠基。
　　1977年十二月印度之旅之所以特别值得纪念，不因为出席聚会人数众多，不因为一万二干八百四十一人决志，也不因为马德拉斯主教称誉“此行造福全印度教会”，而是因为此行自然流露出基督之爱－藉着培理村的建立。
　　培理向来不是见死不救、袖手旁观的人。年轻时他所讲的道倾向抗衡“社会福音”，他和其它不少笃信圣经的基督徒一样，忽略了大复兴的其中一样精彩之处，正是福音大大挑旺了信徒的社会良知。随着年岁加增，培理致力改正自己和同代人在这方面的偏差，同时避免直接介入任何政治、社会、国家、国际的具体争拗之中。在七十年代，他向第三世界提供了不少捐款，援助饥荒与天灾的受难者，也协助发展教育。此外，因着洛桑大会的举行，神学界也重新思考福音布道与社会行动的关系。
　　培理和布道团对印度灾情作出迅速而具体的回应，诚然意料中事；他们对培理村的往后发展也十分关注。印度总统曾经承诺在培理村竣工后与培理一起主持落成典礼，可惜未能如愿。
　　结果，培理村的落成典礼由培理之子、“世界医疗差会”及“撒玛利亚人钱囊会”会长法兰代表父亲出席。1980年六月二十九日，即灾后两年零九个月，法兰和史密斯，还有几个团员，受到培理村满脸喜乐的村民热烈欢迎。二百八十五座新房子，住满了风灾的生还者，当中包括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其它宗教信徒。村民簇拥着当地教会领袖和政府官员，看着法兰为培理村和村中的“施洗约翰堂”举行奉献礼。
　　培理与布道团透过“世界紧急基金”不断“帮助世界各地人民，尤其着重赈灾工作”。培理曾在1982年向哈佛大学的学生解释道，“举例说，我们会在扎伊尔、约旦、以色列、印度这些截然不同的地方兴建医院，送出满飞机舱的医药和食物到难民聚集的地方。我们也曾资助一艘在南中国海上搜寻船民的救援船－我的儿子曾在船上工作……我还可以列举更多例子，说明我们对世上受压迫的贫苦大众，有愈来愈大的负担。
　　“还有,姑勿论我个人对身居要职者的影响力何等微薄，我会促请他们在政府的层面尽力而为，不但作出实时的赈灾，也为长远的改善而努力－在这方面，偶尔也有成功的例子。
　　“我的信仰历程，驱使我呼吁政府注重伦理道德。面对过去政府的种种缺失，人们可能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已失去了信心。但是，政府的缺失，不关乎政府的形式，而关乎部分当权者的私欲和盲目，尤其是道德上的盲目。政府的好坏，在于它的政治架构是根据什么样的伦理与道德而制订，而这制订原则往往在乎国民对领袖的道德与诚信有何要求。简言之，从政者的素质如何，政府的素质也如何。
　　“从政者的所作所为，断不会比他们的所信所持高。他们若不服膺在爱的原则下，就是服膺在仇恨、暴力、欺诈的原则下。”
文章录入：燕子    责任编辑：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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