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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年·莫斯科 | |||||
| 作者：鲍乐基 文章来源：福音书籍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19 | |||||
| 1982年二月，培理到英国北部城市黑池的一个聚会演讲并主领两天布道会。友善的群众和众多的决志者，毫不觉察培理那时正面对生平最难的抉择：应否接受邀请去莫斯科。 其实在五年前，当时培理身在匈牙利，莫斯科的浸信会人士已向他发出初步邀请。在培理到访波兰之前，布道团已经和苏联官方接洽，苏政府奉行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者。培理已向官方表明，他有意与官方注册的教会合作，但他也公开表示关注宗教自由及政治犯的情况。 培理知道在1917年共产党上台前，俄罗斯正教曾经联同沙皇压制浸信会与其它非国教的信徒。本身是无神论者的列宁，在1920年代却让不属国教的群体稍得喘息，期间他们亦蓬勃增长，反而正教备受压制。列宁死后，斯大林上台，所有基督教徒大受逼迫，直到二次大战期间才因他们的爱国心而稍享自由空间。 1959年，培理以游客身份前去莫斯科。他祈求主让他有生之年可以在那边的大球场上向群众讲道。当年极少人会相信，培理的祷告竟可在三十三年后蒙应允。培理开始积极关心苏联归主运动，也留意当局对基督教如何施压。1959至1964年的赫鲁晓夫时期，是压力最大的时期，但有一位专家告诉培理，相信一神的苏联人比共产党员还要多。 经过布道团的努力谈判，原本安排培理在1979年九月前往苏联几个城市的教堂讲道，可是1978年十二月苏联出兵阿富汗，一切计划只得取消。两年后，哈拉塞提得悉培理的名字出现在莫斯科及全俄正教主教长必曼的邀请名单上－必曼打算邀请各个宗教领袖在1982年五月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并请葛培理发表演说；会议名为“全球宗教工作者挽救宝贵生命脱离核子灾难国际会议”。 葛培理布道团与俄罗斯正教初次接触，乃在1981年十月于日内瓦。哈拉塞提对专责与普世教协联络的主教长代表波罗科夫说，培理若然到访苏联，须获安排在莫斯科浸信会及正教的大教堂中讲道。其后，哈拉塞提又到莫斯科(乃在十二个内的第八次)去，会晤莫斯科教省外务主管、明斯克暨白俄罗斯主教腓拉勒，这段交情对日后成果甚有帮助。 主教长的邀请，该接受还是婉拒？培理实在不易作出决定。多年来的匮乏与逼迫，使俄罗斯正教在灵命上变得更深更稳，但教会领导层仍向政府马首是瞻。西方世界亦把上述会议看为苏联政府“和平运动”的宣传机器。 培理向莫斯科方面表明，虽然他曾积极呼吁裁减核武，并不等于支持单边主义。再者，他只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会议，而不是参加者，因此他也不会签署会议的宣言。他又坚持自己布道者的身份，因此他要在莫斯科传福音，而讯息内容不可以受限制。最后，俄罗斯的正教、浸信会、政府官员都答应了他的要求。 哈拉塞提继续与史密斯和亚卡斯保持紧密联络，奔走苏美两地。培理清楚表明要公开谈论人权，但作为客耍换岱⒊銮丛穑换嵛擞∥鞣绞澜缁缎模ピ诙反赖幕帷Ｔ僬撸裁氰蟮俑缘闹腋妫涸诙肥路睿偷髂艹墒拢叩鞅鼗凳隆?br> 培理也坚持要探望自1977年六月即藏身于美驻苏大使馆中的七位西伯利亚五旬宗信徒。他们是异见人士，等待获准出国。培理殷切盼望事情可以在他访苏前解决，不然得让他探望他们。当局对培理竟会关心这“西伯利亚七子”(政府眼中的违法份子)颇感希奇，但终于勉为其难，准许他作私下探访，但不可以有记者在场。 1982年二月五日，必曼主教长发出正式邀请，浸信会也发出邀请，由哈拉塞提把邀请信带到美国去。二月十四日，哈拉塞提约培理在纽约艾色斯酒店会面，培理带了几个同工随行，一起为事情商议祷告。培理若应邀前往，可能会加增日后再访问的机会，也可亲身认识当地的教会人士和官员，作更深入的体会。而作为世界知名人士，培理也能提升基督教会在官员眼中的地位。此外，莫斯科之行也能够打开东欧的门，因为一些东欧国家很在意苏联对葛培理的看法。而且，他也可以藉此在无神论国家高层及其它宗教领袖面前传扬基督。 此行有何坏处，似乎也是同样明显。布道团有一两位不想培理去，恐怕他被利用。培理继续与家人、同事、专家、国务院的人、白宫官员讨论商议。“我跟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这两位老朋友谈论此行的利弊。尼克松先生说，‘此行是险着，但我相信，为了传扬你的讯息，犯险也是值得。’”事实上，拒绝这次邀请，即差不多等于断绝日后在苏联公开事奉的机会。尼克松先生后来亲函笔者(1986年十二月三十日备忘)说，“纵使国务院和白宫中大多数人反对他去，我仍极力鼓励他应邀前往。我坦言他不要奢望可使无神论的苏联或罗马尼亚领导人改信基督教，但最低限度，他可以叫当地人民耳闻目睹美国宗教领袖带来的一丝希望之光，让他们知道有另一种灵性生活，是比刻板沉闷的马列社会生活更精彩的。” 不过培理在英国黑池时仍未能作出决定，纵使他已开始草拟接受邀请的公函。他反复思想、不断祷告、多番考虑。在黑池的三天，萦绕在他脑中的，都是去莫斯科的利弊，但他只要站在台上，就可以马上卸下一切，全神贯注、活力澎湃地传讲讯息，除了听众的福祉，他一无所挂。 培理愈祷告、愈深思，愈感到这一扇门是神为他打开的。不管代价有多大，他也要走进去－可是作出决定后，他没有享受到涌溢心中的平安。 接受邀请的消息公布后，批评马上从四方八面涌到：幼稚天真，被人利用，为克里姆林宫的宗教政策贴金……“西伯利亚七子”要求培理宣告取消赴苏－除非西伯利亚七子获准出国，但培理早已知道当局不会妥协。美国传媒又错误报导美国总统要求培理取消行程－事实是：培理与副总统布什伉俪在启程前的主日面晤，布什临时请得总统里根伉俪一起午膳。培理主动提及赴苏的事，里根说，“不必担心，此行定必平安无事，我会为你祷告。” 五月七日礼拜五黄昏，培理抵达莫斯科。他来之前在新英格兰忙于在大学演讲和主持布道大会，所以体力并未完全恢复。五天半的繁忙活动在等着他：访问、聚会、观光、活动。俄罗斯人的款客热情是举世闻名的，对六十三岁的培理来说，这是平生最紧密的行程。 培理与浸信会牧师比科夫和正教主教腓拉勒一见如故，三人的友谊也促进了教会之间的沟通与尊重。 培理也拜访了克里姆林宫的要员，包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候任政治局委员邦诺马列夫，两人私下会谈逾一小时。培理说，“在任何晤谈中我都把握机会与人分享耶稣基督，分享他对我的重要，也指明人如何可以寻得基督。” “培理的分享大方得体，”一位副手说，“却也十分直接。他的私人晤谈内容总是恰到好处。” 培理明白官员受马列教条所限，对基督教所知不多，以圣灵的事情为虚幻，不过是政治或经济的产物。然而不管经历多大的压抑，人心深处仍有一种对神的渴求。培理也知道共产社会在精神上的普遍失落，渴求人生答案。 培理多次坦率地提到西伯利亚七子的问题，还有其它因信仰而坐牢的人一他手上有一份一百五十人的名单。 礼拜六黄昏，培理到三家正教礼拜堂去参观。信徒已经开始进入这几家礼拜堂，为参加主日崇拜。晚上，布道团遇到了第一样不顺的事：他们突然接到通知，原定明天下午五点在浸信会教堂的讲道，要提前在早上八点举行；十点则赶往正教礼拜堂。原来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都公布了原定的时间，当局担心太多人涌到座位二千的浸信会教堂去，就临时改变培理的行程。 翌日清晨，警察在浸信会教堂周围架起围栏，只让持入场券的进入。不过，麇集在狭窄街头的人没有被干预，群众唱圣诗也没有被禁止，虽然法律规定宗教活动只可在教堂物业内进行。第二天，英国(泰晤士报)头条说“葛培理在莫斯科开创先河”。培理另一项创举，是打破苏联政府控制传媒的深锁。苏联传媒从来不会报导宗教人物的访问活动(唯一例外是苏联“和平运动”的支持者)，基督教除了被无神论的宣传攻讦嘲讽之外，向来不会见于报章电视。《真理报》带着敬意报导一位布道家的活动，实在叫基督徒惊喜不已。无论如何，培理将基督教带了给大众。 在浸信会的“祈祷所”内(在俄罗斯的基督教礼拜堂都是这样的叫法)，会众中三分之二是浸信会教友和嘉宾，有些来自遥远的地方；其余三分之一是西方和苏联的记者和公安人员(因此在座的必有无神论者)。当培理宣讲《约翰福音》五章的讯息时，楼座左方有一个女子打开了一条横额，上面用英文写着“我们有一百五十人在狱中”，为时不过数秒，但西方记者看得清楚。当时培理专心、讲道，没有被她打扰。 充满喜乐的聚会超了时，正如大多数的俄罗斯聚会一样。培理的浸信会主人焦急万分，惟恐会得罪主教长座堂的人，散会后连忙把培理从旁门送出去。培理刚要上车，一位记者喊着，“几个路口那边，有一大群人等着跟你打招呼呢！”培理问司机能否等一下，同行的人说，“我们已经迟了二十分钟，绝对不可以再等了！”培理不知道那一群人是谁，又明白在莫斯科的正教礼拜堂讲道有多重要，就同意继续行程。他在车上换衣帽。 不停车的决定叫不少人深感失望，尤其那些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到莫斯科来的人。 在主显大教堂那边，无懈可击的诗班歌咏，抑扬顿挫的教士礼赞，在衣冠华丽的神甫带领下，崇拜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然后，培理应邀站在必曼主教长旁，两人一起站到大金幕圣像下。在场的有来自亚力山大、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主教长，还有许多主教和副主教。 培理向主教长深表谢意。当天是大战胜利纪念日(五月九日)，培理提到为大战捐躯的军士与平民，然后讲论基督的牺牲。“你可以在基督的复活上有份，”培理说。传译员没有麦克风，四围响起“大声一点！大声一点！”的要求，于是传译员高声说出其后的话：“这位耶稣乃是替我们赎罪的完美献祭，他现正站在天父荣耀的右边，他必再来胜利凯旋！” 翌日，“挽救宝贵生命脱离核子灾难国际会议”揭幕。培理发表范围广阔的长篇演说“基督信仰与核子时代的和平”。在场的犹太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领袖，以及苏联政府的许多无神论者，所听的是一篇论述清晰、立场明确的圣经讯息，因此得知圣经对世界问题以至核子威胁所提供的答案。这也许是六十年来在莫斯科的教堂以外所传讲的最响亮的福音讯息，当中不少言论与莫斯科的一贯想法大大相左。培理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宣告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又说，“唯有神的国降临，人间才可永享太平。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并不纯粹属于政治、社会、经济，也不纯粹属于道德、人性。人类问题的症结，是灵性上的。人的病灶乃是拒绝按照神的方式生活。人心是问题的根源，但唯有神能改变人心。” 培理又用了一整段来讲论人权和宗教自由。他呼吁与会者鼓励各处的人起来祷告，并且“为着在神的世界上作和平使者而重新委身”。他刚坐下，全场站立鼓掌。整个会议只有主教长曾获这样的殊荣。 培理对会议的参与，就只有这一篇演讲。他曾表示会议上若有人出言侮辱美国，他一定会离场。当一位中东代表出言不逊，培理马上摘掉耳机。主席台上的人交换了意见，其后再也听不到反美言论了。 当晚，培理到美国大使馆探望西伯利亚七子。行程比原定日子迟了一天，因为培理的同工估计传媒一定会蜂涌而至。但即使改了行程，培理仍然几乎被迫要取消探访，因为记者不肯停止拍照与录像，培理和同工对西伯利亚七子深表同情，以至细读了他们的故事两遍，但培理坚决维护这次访问的私隐，否则以后何以取信于苏联当局？他不愿意为了小众而牺牲大众的利益；况且，他相信自己有更好的办法帮助西伯利亚七子。终于，各方达成协议，地窖的窗帘拉拢，窗外挤满记者。培理进地窖之际，目光锐利的哈拉塞提发现窗帘有一道虚隙，足够让外面的记者把里面情况摄入镜头，就将窗帘再拉拢。 这是一次为时颇长的教牧探访，众人一起读经，一起祷告。西伯利亚七子期待戏剧化的结果，甚望培理能像以利沙先知那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乃缦的奇迹，结果他们非常失望而迷惘。然而，虽然他们得偿所愿不像乃缦那样迅速，却也是大团圆结局。培理锲而不舍，在八月再派哈拉塞提回到莫斯科。1983年四月，西伯利亚七子离开莫斯科时，哈拉塞提也在场见证。他们到了西方，仍不知道葛培理如何卖力替他们说项。 礼拜四早上，培理回到莫斯科机场，心灵大得激励。俄罗斯信徒虽然受尽压制，仍然活泼有劲，他们的见证深深感动培理。在莫斯科有机会听培理讲道的约有八千人。培理为了有机会在苏联的信徒与非信徒中宣讲自己的信仰，而且机会是出乎意料的多，实在满心欢喜，听者反应之佳，亦令他感动不已。“我发现苏联人渴慕神话语的心，与世界各地的人无异。” 培理的身体却累透了。在苏期间压力奇大，他一直睡得不好，西方传媒在整个行程中形影不离的追踪着他，总想捕捉独家新闻，培理心中却一直在想：六十五年的无神论，相对于一千年的俄罗斯基督教，以后如何发展？在机场有一个记者问培理，“你为什么没有声讨苏联政权压制宗教自由？”培理答说自己是客人，“谈论这话题不论时地皆不合宜”。随后补上一句：他在苏联所见的宗教自由，比一般美国人所以为的多，教堂也是数以千计，全部开放。他还略略谈论了政府与教会在架构上的关系－假如他不是那么疲倦，也许不会误用了“自由教会”的字眼－其实他所谓的“自由教会”，不过是说那些教会不属国教，“正如英国圣公会以英女皇为元首”。培理所指的1917年以来一些苏联教会的转变，不料记者抓住“自由”一词大做文章。 上述在培理离开莫斯科前一天在记者会上的话，后来被记者歪曲了意思，本来那次记者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培理在苏联的电视上谈论基督与灵性复兴的事情，因为有记者问他：如何促进世界和平？ 另一项来自西方记者的提问是：他在莫斯科有没有亲眼看到宗教迫害的事？培理只来了莫斯科四天半，反问记者说，“你的意思是我有没有亲眼看到？” 记者说，“嗯。” 培理如实回答，“没有。我没有亲眼看到。” 培理不能公开谈论西伯利亚七子的事，否则所有秘密外交斡旋都必前功尽废。他也完全估计不到他的坦率答案，竟会掀起轩然大波。 培理飞到巴黎和伦敦。三天后，他在名记者戴维·布凌克利的越洋电视节目亮相，出其不意地备受攻击和奚落，才猛然醒觉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他被指对苏联基督徒的苦难漠不关心；他的莫斯科之行，是盲目又幼稚的行为，竟可以对宗教迫害的证据视若无睹；甚至将苏联的宗教自由与英国相提并论。美国报章刊出了许多讽刺漫画。他的好友单凭新闻报导，也感到迷惑而伤心。 培理到伦敦去，从菲腊亲王手上领受“一九八二年坦普顿促进宗教事业奖”，为数二十万美元。他早已宣布会将奖金悉数捐出，一部分用以赈济饥民，一部分用以推动第三世界教育工作，一部分用以推动英国布道工作。 在伦敦和纽约，培理都要面对充满敌意的记者。假如他肯将在莫斯科进行过的秘密谈判公诸于世，或者像其它人那样在苏联境外抨击苏联，当然可以挽回人心。但他三缄其口，只就当日发言的内容作出澄清。他表明西方世界有“极大”的宗教自由，而苏联人享有的不过是“若干自由”；至于宗教迫害，他重申自己在莫斯科期间就这题目的发言，一点没有增删。苏联当局看见培理在苏联境内境外所说的完全一致，从此对他倍加信任。 不过苏联报章也就培理在机场的言论大做文章，说葛培理向美国人见证说苏联教会享有自由。莫斯科电台英语部甚至声称“葛培理表示苏联的宗教自由比英国更多”。一些俄罗斯信徒误信传媒的话，又道听途说培理曾在莫斯科浸信会教堂外不顾信众疾驶而去，难免大感难过。培理为自己未能帮助曾经承诺帮助的人深感歉意。 但他已经尽力而为。他在赴苏之前，无论是公开或是私下，曾多次表明此行合乎神的旨意。抵苏后，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五月九日礼拜天清早，即在莫斯科忙过第一天后，培理对哈拉塞提说，“我觉得此行合乎神的旨意，对美苏两国的前途、甚至全人类的前途，都一定会有影响。”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培理返美后纵使备受批评，但信心更加坚定。随后几个月他看到了证据，知道访苏之行实有果效。 1983年三月，哈拉塞提和史密斯的同工嘉普传展开了一次全苏联探索之旅，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中亚、格鲁吉亚、波罗的海等地区。二人所到之处，都受到俄罗靳正教、浸信会、亚美尼亚教会、信义会、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在二人抵达西伯利亚的诺霍斯比尔斯克之前两晚，当地电视播出了葛培理的演讲，当地信徒大得鼓舞。种种迹象叫哈拉塞提和嘉普传得以衷心相信：培理的1982年莫斯科之行，的确是神的心意。 1982年莫斯科之行还有另一个果子：打开了东德和捷克的门。 1982年十月十七日礼拜天，培理在东德的威丁堡城市礼拜堂－昔日马丁路德站过的讲台上讲道。当年的东德政权似乎是坚不可摧的。 那一次信义宗主日崇拜，广邀了威丁堡所有基督教会参加。培理拾级步上美仑美奂的讲台时，向传译员耳语道，“看，这么多青年人！这是不是青年聚会？”在场的确很多是年轻人，脸上流露着冀盼之情。四十年的无神主义教育，没有消除人心对神的渴慕。 培理的讯息主题是“马丁路德的信心”。会众深受感动，青年大大得益。会后多人围着培理与他谈话，索取他的签名。培理在教士和市长(马克思主义者)陪同下，走到礼拜堂大门前的空地，凭吊马丁路德的遗迹。此时，他有机会和平民谈话，格外感到高兴，因为他在东德的行程非常紧凑，大半时间都在汽车上，所接触的都是身居要津的人。 下午，他和团员到了德瑞斯顿。巴洛克式建筑的十字架礼拜堂，经战火洗礼后重修了，当天挤得水泄不通－主堂、副堂、走廊，合共挤了七千人，也是青年占大多数(估计八成半在二十二岁以下)。培理讲毕，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接受基督。 东德之行是四年艰辛斡旋的成果，由史密斯、哈拉塞提、亚卡斯三人穿梭于柏林和华府之间所促成。邀请先是浸信会发出的，“福音教会联会”起初略有犹疑，但后来也加入了。筹备工作是全国性的，因此全东德都知道葛培理要来。 正当难题逐一解决之际，东德之行几乎要取消。1982八月，培理在华盛顿州斯普坚市布道大会期间与小儿子聂德在山间漫步，失足向下跌了几呎，伤了腰背。医生建议培理休息三个月，布道团董事会也支持这建议，可是东欧之行太重要了，培理婉拒了医生的好意。故此，培理在东欧的整个行程都是带伤上阵。哈拉塞提与培理同行，充任私人医生。哈拉塞提坚持要培理乘坐大型轿车，让培理可以躺下休息，但那种汽车在东欧是党政要员专用的，培理使用难免令人误会，但迫于无奈也只得如此。团员在东德期间，住的是只招待外宾的旅馆，唯一的例外，是在古列兹市有幸入住胡斯达主教的府邸。 在东德的十二天行程相当艰苦，纵使巴鲁斯的讲道深受德国人欣赏，减轻了培理的讲道负担。黑人女歌手荷尔的甜美歌声在世界各地葛培理布道大会都令人神往，这次她也来到东德，为此行增添了光彩。除了讲道、餐会、与教会高层及政府要员晤谈，培理还有一个压力来源：他在东欧国家说的每句话，都会被人(尤其是西方传媒)再三推敲，要揣测个中的政治含义，连最普通的信仰谈话也不例外。如今身在东德，培理讲也受批评、不讲也受批评，只好持定宗旨：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讲福音！并要仗赖基督的应许，“你们所说的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你们天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有时候，培理在讲道前，只想好好的躺一躺。但每当站到台上，他就会马上感到有特别的力量，得以倦意全消，精神一振－这力量连培理的传译员葛斯坦也感受得到。葛斯坦生于柏林，移居美国时是一位年轻的浸信会牧师。他对培理的事奉大有贡献，德国人觉得他俩异常合拍，听道时完全不觉得是外国人在讲道。 许多牧者担心培理不明白东欧国家一般信徒的难处，而东德教会所受的限制，比别的东欧国家更大，例如不能拥有医院或福利机构，也不能办神学院训练工人。事实上，外来者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本地信徒日常生活的考验和困难，并他们灵性上的试探。 培理的行前阅读、个人接触、准备工夫，加上同工的经验，都使他得着一些资料，他也带着积极学习的心来。他的讲道和谈话，旨在叫人得鼓励。在政府高官面前，他会推许基督徒的公民品格和道德标准，又分享自己的信仰心得。他将十字架使人得洁净与平安的讯息带给听者。他宣讲真理，讯息直达人心，尤其年轻的心。群众都听得出培理所讲的全属肺腑之言。全程伴随布道团同行的东德高官韩力克(无神论者)说，“葛培理信行合一，表里一致。” 基督徒的解释比较深入一些。沙赫士牧师有份安排行程，从来没有见过培理，这一趟却朝夕为伴。“我禁不住想，这个人的生活言行是一致的。他的言语背后有生命。他真的迸发能力，那诚然是圣灵赐的能力。” 培理叫基督徒受感，也叫非基督徒受感。在某城市，地方官员和民间领袖在教堂门口为培理举行官方欢迎仪式后，都到贵宾席就座－这些人通常不会上教堂的。一位资深牧者说，“他们很留心听葛培理讲道，而且颇受感动。神的道传了出去，必不徒然返回。事实上，六个月后，有一个干部还引述得出葛培理说过的话。” 在葛培理十一天东德之行后的七年，柏林围墙倒下。 在马得堡北的小城史丹达尔，培理去到信义会的圣尼古拉大教堂讲道。这大教堂建于十二世纪，实际上由两座教堂合成，中间的连接部分，在举行大聚会时可以打通。 培理在黄昏讲道，但从午间开始青年已在大教堂的空地聚集，好奇的人也相继加入。大教堂门开了，二千五百人挤满其间，大部分是年轻人。培理抵达前一个钟头，群众已开始唱诗。柔和的圣诗，众多的信众，场面动人心弦。一位教士忆述说，“政府官员看见那么多人，却是那么的有秩序、有耐性，为听神的道理而聚集，莫不留下深刻印象。” * * * * * 捷克浸会牧师克里斯卡，年轻时是无神论者，他昔日的友伴，有几个已居党政高位。他一直希望可以邀请葛培理来捷克讲道，但他的官员朋友都说绝不可能。1982年初，葛培理到访莫斯科，克里斯卡的一个官员朋友对他说，机会来了。 克里斯卡马上托人亲手送信给身在莫斯科的培理，邀请他在返国途中在捷克停一下，可惜培理实在无法应约。其后经过史密斯、哈拉塞提、亚卡斯与捷克当局磋商，成功安排培理在东德之行后到访捷克五天。 恶劣天气使培理延迟离开东柏林，其后在维也纳休息三天，其间收到捷克之旅的详细行程，一看不禁咋舌：从十月二十九日礼拜五下机一刻即有国营电视广播的记者会，直到礼拜四离开的早上期间，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的，挑战他的极限。 在古色古香的布拉格，培理礼拜天早上在浸信会礼拜堂向一千二百人讲道，晚上在全市最大的基督教礼拜堂圣撒尔瓦多堂讲道－这座建于十七世纪的大教堂属福音捷克弟兄会所有。为防出席人数太多，培理所到讲道之处都要派发门票，但总是求过于供。在圣撒尔瓦多堂，一共挤进了三千听众，望门兴叹的大量群众被警察礼貌地请离现场，不许在教堂外徘徊。 捷克人喜欢培理那简单直接而略带幽默的讲道方式，不论在布拉格、布诺(莫拉维亚首府)、布拉特斯拉瓦(斯洛伐克首府)，培理都有难忘的经历。在布拉格，百人青年诗班唱出近代捷克教会诗歌，并与女歌手荷尔一起唱出劲道十足的灵歌，台下反应热烈。在布拉特斯拉瓦，四十人的儿童合唱团在台前献唱后，还给培理和布道团员献花。 在布诺的胡司礼拜堂，有七十人到台前决志，由于人数太多，部分要在会后到礼堂侧的房间接受陪谈；但在布拉特斯拉瓦的弟兄会礼拜堂，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二十五个决志者可以跪在宽敞的讲台前。这是培理在东欧国家讲道第一次有人公开走到台前决志。其中一个是农场工人，他母亲是基督徒，他自己已放弃了信仰，又误交损友，成为酗酒者。他回家的二十公里路上，一直在火车和公交车里唱着刚学的诗歌，邻人听见这个酒鬼唱诗歌，不禁啧啧称奇。他回到家中，把信主的消息告诉妻子，妻子喜极而泣，跪在地上呼求主除去她的烟瘾。她也决志信主。后来两个孩子也信了，一家人一起受洗。 在捷克，现场听过培理讲道的虽然为数只有一万，但看过电视转播的超过几百万。在培理访捷期间，国营电视台和电台都向福音节目开放，这是破题儿第一遭。基督徒看见新闻报导没有删掉给基督作见证的片段，不禁喜极而泣。在惨遭纳粹德军血洗村庄的利迪泽，培理在纪念公园致送花圈，并发表一篇强烈谴责核子战争的宣言。电视播出他的讲话，“恐怖主义是没有任何借口的，不管它所宣称的目标是什么。一个国家压制别的国家，也是没有借口的。恐怖行为只会制造更多的恐怖行为，残忍的暴行只会带来更多残忍的暴行。冤冤相报何时了？身为基督徒，我坚信人类最需要的，是内心的澈底改变。这样的改变，只有上帝能够做到。上帝能够化恨为爱，化贪念为慈心，化霸权为奉献。” 培理也在布拉特斯拉瓦附近的斯拉芬纪念碑致送花圈。一些捷克和美国基督徒闻讯后颇不以为然，因为斯拉芬纪念碑是为纪念苏联军士阵亡而建。不过他们和电视观众都看到培理写在花圈上的经文：“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15章13节)”原来培理不仅悼念解放捷克脱离纳粹魔掌而牺牲的美苏士兵，也善用机会去荣耀神。他在演说中说，“我们基督徒不期然想起，最大的牺牲，就是耶稣基督为拯救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奴役，付上他的生命。他死，非为某一人或某一国；他死，为叫万国万民能够信靠訑，认他作万有之主。他今天命令我们转离自我中心的生活而去追随他，凭着爱服事与见证。” 这样的话从未在捷克的国营电视台播放过。马克思主义者会抱怨葛培理“不论说什么，都把耶稣基督放进话里！”无论如何，捷克的青年一代已把这些话听进去。捷克青年没有被教育成公然仇视基督的人，他们只对基督漠不关心，因此也对基督教一无所知。葛培理到访后，基督徒发现邻居变得比以前更有兴趣谈论基督。 培理在捷克人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政府官员听到培理分享信仰，也听到他陈述共党宗教政策所造成的难题与创伤，竟然和浸信会信徒一样的热情邀请他再来，并逗留多一些时间。培理又鼓励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要持守所信。七年后，他们终于重享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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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录入：武燕 责任编辑：燕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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