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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一九八八年·中国           ★★★ 【字体:
一九八八年·中国
作者:鲍乐基    文章来源:福音书籍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28
 七大洲都有培理讲道的脚踪,独欠中华大地。中国是路得出生和成长的第二故乡,因此培理伉俪对中国情有独钟。他们知道十年文革未能遏止基督教传播,许多基督徒并未参加中国基督教协会属下的教会,反而喜欢在家庭教会聚会。培理若要前往中国大陆讲道,须得协会邀请方可。
  1980年,路得和弟妹获准到出生地清江浦探访。他们在这尚未对外开放的乡镇大受欢迎,乡民的热情令培理更渴望可以访问中国。邀请终于来到,不料培理在起程前不久意外跌断几条肋骨,被迫临时延期,时维1987年秋。1988年四月十二日,春花绽放,培理伉俪、儿子法兰、同行的专家和拍摄队伍应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在北京受到官式欢迎。
  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上,培理和路得既惊且喜,因为同作东道的前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竟然在宴会开始前请大家安静片刻,让在座的基督徒可以谢饭。培理说,“在我访问过的共产国家中,从未有过这样的礼遇!”路得在日记这样写道:友好协会会长章文晋的欢迎词“非常有礼,非常客气”,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的讲话“清晰真确,正如基督徒讲论复活基督的讯息”。
  培理在北京有许多难忘时刻,包括:在长城观光,在座位七百的礼拜堂向一千五百人讲道,与大学师生交流,与上任才几天的国务院总理李鹏面晤-这次面晤破例地公开宣布,而且面晤地点是中南海紫光阁。
  这次面晤乃半公开性质,两人背后有传译员。坐在培理旁边的是路得,其余在场的有法兰、丁光训、章文晋、美国驻华大使,还有其它人员。李鹏对培理说,“我们信仰不同,却不妨碍我们真诚交谈。”培理响应的时候,忘了一个中国风俗:不可喧宾夺主,而讲了好长一段话。培理忆道,“我有点儿忘形,开始讲论福音。”路得连忙默祷。培理说完后,李鹏惊道:“你真的十足相信自己所传的道啊!”
  最令培理印象深刻的,是李鹏强调中国不能单凭物质发达而变得强盛。? “中国还需要道德力量,”李鹏说。会谈进行了五十分钟,电视、电台、报章皆广泛报导。培理说,“这次面晤使我们更获得注意与信任,间接打开了一道道门户,也叫我们所拜访的信徒和教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曝光率。”
  培理一行在十七天里跑了二千哩路,去了五个大城市。培理说,“这次行程活动安排得密密麻麻,讲道、演讲、访问、社交之多(虽然观光活动比我期望的少!),实在前所未有……不论在哪里,我的讲话完全没有受到限制。我抓紧机会,向态度恭谨、全神贯注的会众讲解福音。”在南京,培理访问了爱德印刷厂,圣经获政府许可在这家印刷厂印制,然后分发到全国去。
  葛氏夫妇也拜访了刚上任的上海市长朱镕基,十年后,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培理前往北韩途中在北京与他再度会面-这当中的细节,有待日后再表。
  在上海的行程,路得在日记中记道:培理在清心堂讲道。清心堂是一家登记的教会,离市中心颇远,属较贫困社区。夫妇二人按习俗用过茶,即由牧师带领,在诗班的歌声中就座。“这里有很多青年,聚会气氛活泼。培理讲耶稣的‘七个身份’时,一只蝙蝠飞了进来(蝠与福同音,乃福的象征),在会堂中飞来飞去。中国人见怪不怪,几位外国人就有点不自在。”这次讲道“大有力量,深入浅出”。
  他们夫妇也拜访了上海的教会传奇人物王明道先生。这位传道人坐牢多年,如今风烛残年,视力几乎全失。培理一行在脏兮兮的水泥楼梯走上三楼,看见王先生坐在桌前垂头,不知是祷告还是小睡。人唤醒了他,说客人来了。王师母也来了,先生就和客人逐一握手。王师母也失明了,不过耳朵比先生灵敏一点。
  谈话结束,培理夫妇正准备送上礼物。路得笔述,“培理问王先生有没有从主来的话送给我们,他沉吟半晌,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然后又缅怀过去。这位前辈所留下来的印象,永远萦绕在培理心头。”

培理到访上海沐恩堂。

  培理的所有行程完全公开。他们所到之处、所做之事,都是官方首肯的。起初官员都有点紧张,不知道培理会讲什么话、做什么事。然而,培理礼貌周到、平易近人的作风,赢得众人的信任。在广州,培理一行到著名传道人林献羔的家庭教会去。林弟兄在文革时期,曾在矿场接受了十六年劳改。官员不愿跟随培理去,只留下一个保安人员,他的好处是可以替大队开路。路得记述说,“教会楼高三层,木梯陡斜,每一梯级站着一两个人,每个房间都挤满人,或坐在长凳上,或挨墙而站。下面两层有土制的闭路电视,讲台设在三楼,林弟兄就在那里讲道。讲台前有一个长桌子,两旁坐着打开圣经听道的青年,有男有女。房顶已给拆掉,安装了电风扇,但空气还是不够流通。培理在会众唱诗祷告时,曾经一度头昏,但很快就没事了。他作了短讲,林弟兄替他传译。林弟兄满脸威严,声音宏亮。
  培理步下楼梯不久,黄昏查经聚会又开始了。“在熙来攘往的后巷,人味、菜味、饭香,不断扑鼻而来。”路得觉得自己好像刚从初期教会的地下通道中走出来。
  对培理夫妇而言,这次行程高潮是重游路得出生地清江浦。清江浦如今属淮阴,在运河畔。他们先乘坐苏制螺旋桨飞机到连云港去。昔日钟家被迫离开日军占领区时,忍痛与相处多年的中国友人和医院病友辞别。路得父亲钟仁溥医生在医院度过许多欢乐时光,他是出色的外科医生和传道人。然后,他们坐汽车往南走。路得在日记中说,“我们穿过‘老中国’-小农村,泥房子,户户门前长满浮萍的碧绿池塘,有鸡,有鸭,有水牛,偶尔也看见一条狗。夜暮时分,终于抵达淮阴。”
  主人家的热烈欢迎,令培理夫妇宾至如归。晚宴上,一个女干部向路得致送一幅用贝母嵌成的山水画,并解释道,“画中石头象征我们友谊永固;松树象征我们交情长青;而在秋天转红的枫树,象征淮阴人民对你们的热情。”
  翌日他们到差会医院去,路上站了数以千计的人-也许他们少见外国人,觉得好奇特地跑来看看。钟医生离开中国,已有四十七年了。
  在医院旧址,钟家宿舍早已打扫干净。路得绕着房子侃侃而谈,向培理和法兰细说当年。丈夫和儿子从前常常听闻这地方,现在亲历其境了。中国友人指着一所房子,说路得就在那里出生。路得突然记起一件往事,就与众人分享:钟爸爸晚年时有人问他,有几多个他昔日在中国的病人还在人世?钟爸爸想了一会,说,“大概九成都不在了,由此可见,属灵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人群中有一张脸绽露微笑,深有同感。路得知道这张脸的主人一定记牢了当年宣教士所传的道。
  他们也到其它楼房参观。路得写道,“我们看见一位婆婆,她是基督徒,认识当年的宣教士。她用中文对我说,‘我是基督徒’。然后拿出一张昔日医院职员的照片给我看。我们一起拍照后,我用中文对她说,“神赐福你!”她马上笑着回答说,‘谢谢你,神也赐福给你!”
  在医院办公室内,地方领袖兴奋地把一块石版给培理夫妇看,乃是在新院动工期间掘出的旧院大门匾额,刻着“仁慈医院”四个字。
  他们又送了一个锦盒给路得。路得打开一看,原来是昔日前门的门斗,再没有什么赠礼使路得更感动了。
  离开医院,培理夫妇去到学校,就是路得当年上课的地方。学校门口有两排小孩子列队喊着“欢迎!欢迎!”他们脸抹胭脂,头戴蝴蝶,非常可爱。培理夫妇离开的时候,他们又喊着“再见!再见!”路得与路上的每一个婆婆握手,她想,当中可能有几位仍然记得昔日的宣教士。培理一行走到另一所房子,这所房子是“葛杰米叔叔”和“葛苏菲婶婶”的家,他们是德高望重的宣教士夫妇、钟仁溥的好同工,在1889年创办了这个“宣教站”。他们工作的头三年只得着一个信主的灵魂。1980年,钟家后人来访时,这所房子被改建成杂货仓。
  1988年,葛杰米夫妇来华九十九年后(亦即钟仁溥医生来华七十二年后),路得、培理、法兰三人一同步上房子门前的十三级台阶,站在房子前面。它不再是宣教士宿舍,也不再是杂货仓,而是一所教堂。
  原来分隔客饭厅的墙已拆掉,在两道楼梯之间新建一个讲台。主任牧师说主日聚会人数不少,房子里外挤得满满,共有八百多人。他说淮阴约有基督徒十三万,人口有九百万。“这十三万之数算得什么?”路得忖道。但另一个念头随即闪过脑际:“他们是盐,他们是光。”
文章录入:武燕    责任编辑: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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