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现代中国基督徒的影响

2010-10-24 06:10 浏览量: 4022 作者: 来源:
摘要:基督教的圣经是普世基督徒的信仰和行事的指南之书,同时也是一本古代希伯来民族世俗生活的历史记载。在圣经中,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始终,这也激励了历代希伯来人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不懈

基督教的圣经是普世基督徒的信仰和行事的指南之书,同时也是一本古代希伯来民族世俗生活的历史记载。在圣经中,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始终,这也激励了历代希伯来人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不懈地奋斗,尽管一次性亡国达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但仍能复国,这更成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奇迹(这更是神的作为)。圣经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故事,给世界各国人民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也对现代中国基督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纵观中国基督徒的爱国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基督教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是何等之大。

  一、圣经中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
  与中国人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相似,圣经中希伯来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爱国君。在希伯来民族的宗教观里,神是他们真正的王,国君则代表神行使治理国家的职权,其地位是极其神圣崇高的,每个臣民都必须尊重敬爱他,爱他就是爱国和爱神。在国君遵行神旨意统治国家时,其行为与国家利益一致,臣民就辅佐他,反之,民间的先知就无情地揭露、斥责他。这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国家好坏取决于国君的好坏,所以对国君的辅佐或指斥、纠正实际上就是对国家的负责。如大卫遵行神旨意时,他手下的臣仆忠心辅佐他,武将奋勇征战,文臣出谋划策,祭司忠于职守,先知教导有方,使大卫王朝日益兴盛,国泰民安。当大卫犯了奸淫并杀人罪以后,拿单先知就奉神之命勇敢地责备他(撒母耳记下12:1—14),为使大卫离开恶道,回归正路。有些先知因此而受到君王的迫害,但先知们为了国家利益,宁可牺牲自己生命也要指斥君王,就象我国古代忠臣死谏一样,表现出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
  另外,在个人受到国君的迫害时不以恶报恶,为了国家利益而宁愿自己忍受苦难。如大卫未作王前受到扫罗的追杀,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死扫罗,却都放过了扫罗。在大卫的心目中,扫罗受膏做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既是神的代表,也是国家的代表,绝对不能因报私仇而杀死他,否则就既得罪了神,又使国家蒙受损失,因扫罗是一位尽职尽责保家卫国的君王。当扫罗战死沙场消息传到大卫那里时,他撕裂衣服,悲哀哭号,禁食到晚上,并写哀歌悼念扫罗,表现出对扫罗由衷的爱戴和敬佩。(撒母耳记上24:1—7,26:6—12,撒母耳记下1:11—12、17-27)大卫这首哀歌写得极其感人,读后令人对他那种无私的爱国精神肃然起敬。这是出于爱国而爱仇敌的特殊例子。
  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要求基督徒顺服在上有权柄的(罗马书13:1),他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纳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马书13:7),要求基督徒必须无条件地顺服君王,顺服国家的政权。他又对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提摩太前书2:1)。这让我们看到新约与旧约在爱国君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二)爱王朝。这主要是对大卫王朝而言,即对大卫王朝忠心耿耿,决不背叛,反对内部的篡位者,坚持正统观,这也是出于对国家稳定的考虑。因为,内部的叛乱是内战的起因,有些篡位者本身道德败坏,信仰不正,决不能让其统治国家,所以,忠于王朝的正统者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在王朝内部发生叛乱时,坚定地站在正统者一边,扑灭叛乱势力,推翻篡位者,就是爱国的表现。当大卫之子押沙龙叛乱时,大卫手下的臣仆们都忠于他,与他一起逃离耶路撒冷。大卫见迦特人以太初来乍到,不忍心让他与自己一起飘流逃难,劝他回去,但以太却起誓一定要跟随大卫到底,无论生死都不分离(撒母耳记下15:13—15、19—22)。
  (三)爱民族。希伯来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旧约圣经记载了希伯来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苦难经历,每一次遭受异族欺凌迫害时,都涌现出一些爱国志士,其中有力大无穷的勇士如参孙,也有柔弱无力的女子如以斯帖,有才华出众的领袖人物如摩西,也有出身平凡的平民人物如基甸,他们无一不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宁愿作出巨大的牺牲也要拯救民族和同胞。这是最普遍、也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之表现。
  1、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在民族受到外族侵略时,他们能放弃自己个人恩怨,负起拯救民族的责任。如士师时期的耶弗他是个私生子,受到兄弟的赶逐,当亚扪人来攻打以色列人时,他不计前仇,毅然挺身而出,率领百姓打败了亚扪人(见《士师记》11章)。这是民族利益高过个人利益,以民族为重,从大局出发,共同对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使以色列民族一次次团结起来抵抗强敌,免于被外族各个击破。
  2、自我牺牲,拯救同胞。当民族受到灭亡威胁时,能牺牲自己来拯救同胞脱离苦难。如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法老奴役,面临灭族之灾时,年轻的摩西正住在埃及王宫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却宁可和同胞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乐,宁愿离开王宫,去拯救自己的同胞脱离受奴役的生活,最后带领全民族离开了埃及(希伯来书11:24—27)。而当百姓犯罪神准备灭绝他们时,摩西就在神面前求情,为了救民族宁可自己的名字被涂抹,这样的自我牺牲若不是对民族的爱达到极点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出埃及记32:31—32)。
  3、大声疾呼,鼓舞人心。在罪恶泛滥时,先知们大声疾呼,敲起警钟,让民众离开罪恶,悔改归向神。而当整个国家陷入绝境中的时候,先知又用充满盼望的信息来鼓起同胞的士气,使他们对将来国度的重建充满向往,重拾信心。先知书在旧约中占了很大篇幅,计17卷,每一卷都跳动着先知们滚烫的爱国心,随处都可见先知们赤诚的爱国情操。
  4、哀哭祈求,肝胆涂地。旧约圣经中记载了很多人的哭祷,他们向神倾心吐意,倾诉着整个民族的心声。如《诗篇》第137篇《被掳于巴比伦者之哀歌》写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诗篇137:5—6)这是一个爱国诗人的肺腑之言。又如《耶利米哀歌》中耶利米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直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耶利米哀歌2:11,3:48—50)这些内心表白何等震憾人心,催人泪下!他在神面前哀求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新我们的日子,象古时一样”(耶利米哀歌5:21)。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在新约里,耶稣自己就是一个爱国者,他爱自己的同胞,为他们日夜劳苦,医病赶鬼,救死扶伤;他爱自己的祖国,当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时,看见城想到它将被毁灭就为它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路加福音9:41)
  使徒保罗也是一大爱国者,他在罗马书中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马书9:1—3)保罗爱同胞爱到这个地步,这和摩西如出一辙。
  总之,圣经无论旧约新约都是高举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不容置疑的。

  二、圣经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现代中国基督徒的影响
  中国人对基督教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对中国人是一种毒害,使中国人变成了洋人的走狗,丧失了对本国的爱国心。还有人认为基督教宣扬博爱会使人民不愿参与阶级斗争,基督教又宣称顺服神有时也会对政府的一些政策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些都会使中国基督徒变成一个不爱国的人。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从圣经中有这么多爱国主义思想的范例来看,天天接受圣经教育的基督徒应该是有一颗爱国心的,中国人信了基督教后应该还是爱国的。一个熟悉圣经并愿意遵行圣经教训的基督徒,他的爱国心必然是很强烈的,他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也必然是很强烈的,他知道神要他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把自己当作神赐福给中国的工具,所以他会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同胞。不管他身处何地,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他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叫别人因他得益处。当他看到别人需要帮助时,他会伸出爱心的援手;当他看到那些患了绝症的人时,他会去照顾他们;当他看到洪水地震中许多人受灾时,他会去救济他们;如果他是一个老板,他会依法纳税,他会善待员工,不会克扣工资;如果他是一个商人,他会诚实经营,不会去假冒骗。而且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必然会遵行圣经教训,他行事为人的标准较非基督徒要高得多,黄赌毒他不会去沾,伤风败俗的事他不会去做,他必然会是一个行为端正的好公民,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社会风气日下的今天,基督徒真的就象是圣经中耶稣所说的盐一样,可以防腐,减少罪恶。以上这些都是爱国的表现。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是用实际行动来说话,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
  而事实也是这样。近代很多虔诚的基督徒都是很爱国的人。象孙中山先生一生献给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他在临终时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可以说是一个最爱国的基督徒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也是一个极爱国的教育家,日本侵华期间他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演讲时讲了一句名言:“中国不亡有我”,张学良听了这句话后,救国的信心大增。
  解放后,中国基督徒成立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它的口号是爱国爱教,这在某一层面上,体现了解放初期一些基督徒的“爱国”取向。不过,今天,家庭教会没有登记,没有加入三自会,是不是就不爱国了呢?我认为不能看有没有加入这个组织,而是应该看具体的表现,如果行动是爱国的,则加不加入这个组织都无妨,毕竟这应该是自愿的。
  让我们来看看当今社会对基督徒的评价到底如何。《半月谈》1989年第3期中一篇题为《十字架下的祈求》文章中说:“农村的‘两上交’、‘计划生育’、‘殡葬改革’等,信徒都走在前面。响水县张乡在去年秋粮收购中,好多农户因粮价过低而不愿交售。领导别出心裁,召开全乡近千名基督徒大会,要求‘带头’。一个星期后,教徒全部完成交售任务,周围群众触动很大。滨海场东村孤老太太孟明亮患病卧床,杨庄点女信徒自带粮食前去轮班服侍20多天,直到痊愈。还有修桥铺路、救危济困等,仅响水县康庄点,每年都要拿出八九百元接济孤寡老人。这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凤毛麟角。”
  在一些基督徒比例高的村子里,违法犯罪行为基本没有,信徒之间关系融洽,邻里纠纷很少发生,一派文明祥和的气象。
  现在很多人都一致公认基督徒守法有爱心,他们觉得凡是基督徒都是既守法又有爱心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解放以来中国基督徒因信仰缘故遭受了极大的迫害,但他们没有象邪教信徒那样去天安门自焚,也没有象狂热的伊斯兰教徒那样做自杀炸弹报复社会,而是默默忍受一切不公正的对待,逆来顺受,还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为国家和民族平安祷告,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
  在几年前某地政府一次拆除教堂的行动中,那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来爆破的人不是怒目相对,而是送茶送水接待他们,没有说一句难听的话,而是说些表示理解的话,当礼拜堂被炸毁时,他们没有一点过激行为,显得非常平静,这与那些信佛的人对来拆佛殿的工作人员破口大骂、烧香诅咒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政府工作人员对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这种态度在当今社会可以说是不可能看见的,只有在基督教会里才能找得到。
  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基督徒越多,社会治安就会越好,人和人之间就越和睦,各级政府就越省心。今天各级政府都在打造平安社会、和谐社会,真的需要更多象基督徒这样的人。
  我认为现在是应该彻底消除“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的误解的时候了。这种误解使政府部门不允许基督徒担任官职,造成许多素质较高的基督徒不能发挥他们的才华为国家效力,这对国家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损失呢?而让基督徒走上领导岗位,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反腐败的效果,因为一个真正爱国的基督徒是不可能贪污受贿的,他对神负责,对人民负责,他不会滥用职权,中饱私囊,他只会甘心作人民群众的公仆,为老百姓服务。圣经中的但以理,他在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相继作了几十年高官,深得几代君王的赏识,他受到政敌的陷害,被扔下狮子坑里,因神的保守而安然无恙,皇帝次日去狮子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但以理对皇帝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以理书6:22)一个基督徒官员会以但以理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克已奉公,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所以,那些有才能的基督徒理当受到国家的重视,受到各级政府的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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