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配的一生

2003年8月，我突然在澳洲大口吐血昏迷了二十天﹐三次临近死门﹐因着众弟兄们的祷告﹐神又把我留了下来。有位弟兄问我﹕卧床这些天﹐有什么感受﹖那时我喉颈插着管子﹐不能讲话﹐便在餐巾纸上写了几个字﹕“不配的一生。”

自从1948年写出《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一诗后﹐至今约六十年了。神使用了它﹐这是祂的恩典。但有人因此称赞我﹐这实在是我不配的。前几年写过一篇《残灯微光》﹐述说写作《献》诗的过程﹐《残灯》一文只赠给了少数几位肢体﹐并嘱咐不要在我生前发表﹐但不意去年竟在大陆一诗集中附录印出了。有点像当年不意《献》诗被发表一样。

今有些弟兄盼我写点见证﹐经过祷告﹐谨由《残灯》中摘录少许内容和大家分享﹐共颂主恩。

经历属灵的争战

我自1945年奉献蒙召服事主后﹐两次谢绝了去英国爱丁堡留学的机会﹐却经历了一段相当贫苦的生活﹐但事主的心志并没有动摇。然而自从1947年以后心灵中的争战却非常激烈。

1947年间﹐我发觉到有些“传道人”并不是因为爱主而传道﹐他们只是把传道当作个人谋生的职业﹐不信主的人把他们叫作“吃教的”。那时我心中曾想﹕我这一生怎么能周旋在这些人当中﹐和他们共同“传道”呢？事实证明﹐1950年以后﹐在基督教内攻击神的忠心仆人们的﹐除了“假信的人”以外﹐正是这些“吃教的人”。但是﹐在1947年时﹐自己心中这些疑惑却是几乎无人可说的。

更让我伤怀的﹐乃是某些我敬重的长者和同年的弟兄们给我的压抑感。自从1946秋天我返回大学复学以后﹐以前那些不信主的同学们都越发地疏远了﹐我把主内的弟兄姊妹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然而长期以来﹐却常感困惑不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爱主的人对我竟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冷漠﹐甚至让我感到他们有意地要躲开我﹐有时候使自己感到难堪﹐有时候几乎感到窒息。而这种心灵里的苦痛和孤单﹐更是无处可讲的。

不仅如此﹐1947年冬天﹐我已经感到﹐中国的政局可能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政局改变后﹐若是真心祈祷传道﹐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是危险﹐若是毕业后找个职业﹐在业余时间传道﹐就可能较容易得多。其实﹐心底深处乃是想从服事主的路上退下来﹐但是每逢这样想的时候﹐心中就备受责备﹐更觉痛苦。

1947年底﹐江苏丹阳艺术专科学校的团契﹐邀我在1948年元旦去布道三天。那里的团契主席刘弟兄﹐是我在某县时带领信主的﹐我想一定会很顺利。想不到在那里竟有一位作梗的“牧师”﹐使布道安排困难重重﹐我心中十分沉重，决定元月二日凌晨，独自到野外去禁食祷告。但一出城门，便被自怜的心绪完全地吞没了。那一天，为了找个僻静的地方，我沿着一条狭窄的田埂一直往南走去。寒冬清晨，辽阔的田野中，除我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初升的太阳，把我的身影照得很长很长，每走一步，我的影子也跟着走一步；我停下来，影子也停了下来。再走一步，影子也跟着再走一步，显得更加凄凉孤单。

由于心灵软弱﹐心中不禁一阵又一阵地涌动着重回俗世的念头。我觉得实在太“委曲”自己了!我缓缓地移动着脚步﹐眼泪像泉水一样地流淌下来﹐洒落在脚前的路径上。由于田埂狭小﹐我别无落脚之处﹐只有踏着自己的眼泪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其情其景使自己更加伤痛辛酸﹐觉得苦待自己到这种地步，实在太可怜了……

那时撒但极力地攻击我﹕退下去吧!现在退去一点也不晚。你是个大学生﹐毕业以后顺理成章地找个好工作﹐谁又能责怪你？何必这样自找苦吃呢？那一场无声的灵战﹐实在比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斗更为激烈!

冬天的旷野遍地荒草﹐微风吹拂着长袍的衣襟，更感到冷清孤独。我不知道流着泪、唱着诗，经过了多长时间。我一直缓步行走在那条崎岖而漫长的田埂上，只记得我的歌声在最后几乎变成了向天哀诉的嚎啕大哭......

谢谢主﹐祂没有撇下我为孤儿，当我稍微安静一点的时候﹐心中好象忽然亮光一闪﹐我仿佛看到了主耶稣当年走向耶路撒冷的脚踪。祂深深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客西马尼﹐有各各他山﹐有苦难的十架﹐可是祂仍是“定意”“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这条路虽然窄小﹐但是主耶稣已经在前面走过了(路9﹕51﹐53﹔19﹕28)。

而且﹐这不仅是主耶稣自己﹐历代忠心跟随主的人﹐都是在这条路上走过去的。而自己每晚记念的那些边疆传道人﹐他们也正走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前面即有这么多的古人﹐后面就必有许多的来者!那时候心灵中所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条漫长崎岖的小路﹐而是一片无垠的布满基督精兵的战场。战场上千千万万的福音战士们﹐正在高歌前进!身在这样一群浩浩荡荡的福音大军当中﹐我只应感到自己的微小不配﹐为什么竟会感到伤心孤单呢﹖一个罪人蒙主拯救﹐又有幸蒙主呼召﹐而且竟能与主同负一轭﹐这是主的恩典﹐为什么竟会感到委曲而退缩呢﹖

那时我仍在流着泪继续唱诗﹐但是已经不再是哀伤哭泣﹐而是满了感恩的喜乐。感谢主﹐祂把我从黑暗的低谷中又拉了上来。说来奇妙﹐当心志坚定下来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近一年多来受到了极大的误会，莫怪一些弟兄姊妹们对我敬而远之。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那一两年﹐为了遵照圣经的教导﹕“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不时地到贫苦人家的棚屋和山洞里向他们传道。所谓的山洞﹐本是抗日战争中﹐南京没有沦陷前挖的防空洞。抗战胜利后﹐这些在南京鸡鸣寺下面的防空洞﹐往往一个山洞里住好几户无家可归的人。有的人作些苦工﹐有些人只好讨饭。

有一次﹐我在山洞里和他们谈话﹐直谈到吃饭的时候﹐一位老妈妈盛情地留我吃饭。她的儿女们没有拦住她﹐饭已经递到我的面前了。洞里有些不信主的人﹐便在旁边冷眼观察我的举动﹐意思是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嫌弃她们。为了他们的益处﹐那天我就一面吃着那碗饭﹐一面接着谈了下去。后来，另一对老夫妇又约我去吃饭﹐还特意给我加了些小菜﹐这样我和他们的距离就更近了。但是类似这样的行动﹐却引起了一些人的疑问。

那几年﹐凡是和劳苦大众接近的人﹐几乎都被怀疑有政治目的﹐而我自己对此却毫无知觉。直到1948年初夏﹐同学中有一位梁振昌弟兄才对我说﹕“现在我们相信你了，先前有人认为你左倾得出奇﹐恐怕别有用心﹐不能不加以防范。”1948年初秋﹐在我校训育处工作的一位信主的方老师对我说﹕“前两年训育处的老师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你是真正的基督徒﹐大家认为你忽然这么热心传道﹐居心难测！不过现在没有人怀疑你了﹐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我终于学过了这么一段功课﹐经历了这么一场灵战。不过﹐这场属灵的战争打得实在艰苦!若没有主的扶持﹐若不是众多无名传道者激励着我“往前走”﹐也许我早就从这条路上退了下来﹐不知道堕落到哪里去了。回想至此﹐我不禁向主说﹕主啊！求你保守这个软弱的人﹐直到路的尽头。

写作《献给无名的传道者》

1948年10月下旬﹐我觉得该写首短诗来坚定自己的心志﹐同时也可以和一些默默事奉的弟兄们分享主恩。在撰写《献》诗以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五六百行的长诗﹐更没有写作《献》诗的计划。但是﹐没想到下笔之后﹐就像由不得自己似地﹐无法停下笔来。在短短的几天内﹐竟写出了这么一首长诗。我们只能把完全的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神﹐阿们！

记得在撰写《献》的时候﹐许许多多无名传道者的事迹和形像﹐好象活活地摆在我的眼前﹐使我陪着他们一同流泪﹐一同回想过去的失败和得胜﹐又一同感恩﹐一同互相呼应着奔走前面的路程﹐好像我和他们手握着手﹐心连着心﹐用无声的语言﹐述说着一个又一个的见证和经历。我觉得自己好象一个记录员一样，用一行行的诗句﹐记述着一连串的情景画面﹐和鲜为人知的心声。那些天我常是泪流满面﹐几乎废寝忘食。当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已清楚地知道，这绝不仅是写给自己的一首自勉诗﹐而是神的一项事工。直到写完最后一行的时候﹐我才觉得如释重负。那时候已是后半夜了﹐天空中暗夜沉寂﹐正在等候着黎明前的晨星……

感谢神﹐祂使用了这首诗。但这首诗﹐乃是神借着人的手﹐展现出来的许多无名传道者的画卷。一个小小的展现画卷的人﹐算得了什么？

这首诗写完以后﹐我自己从不敢署写作者的名字﹐只请施晋德弟兄抄写了一份副本。1948年冬天﹐这个副本又被杭州圣经学院的刘溪芳(又名刘舫)当众要了去传抄。他再三追问我作者是谁﹐我都没有告诉他。其后被人铅印出版﹐我才在边疆见到它。当时恨不得把作者姓名从诗本上抠下去。我一直认为﹐诗是献给无名的传道人的﹐诗本上却写出了作者的名字﹐这本身就十分可笑!但是事已如此﹐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了﹐只有求主怜悯遮盖。直到今天﹐我也不晓得最初的出版者是怎样得到诗稿，又怎样会断定作者的名字的﹐这只有在见主的时候才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