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撒羅尼迦後書導論
序
本書是拙著帖撒羅尼迦前書註釋（1989）的延續。帖撒羅尼迦後書的註釋通常與前書的註釋以一本「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註釋」的形式同時面世，但在天道書樓本「註釋叢書」中，這兩卷書的註釋是分開來出版的，此點在前書序言中（頁8-9）已有交代。
為了盡量減少行文的主要思路被細節的討論所阻，本書採用了一項較特別的做法，就是將一切屬於字詞研究的資料，除了少量的例外，全部在左邊縮入兩個字位，使這資料稍為突出來；這種編排1可方便讀者（若喜歡這樣做的話）暫時把這資料略過不讀，到認為適當的時候再回過來閱讀它。
此註釋書的導論部分比「前書註釋」的相同部分長多了，這主要是由於後書的真確性問題需要加以較詳細的討論（佔了導論一半有多的篇幅）。在這問題上，鴨巴甸大學
對原文文法有興趣的讀者可能會留意到，本書對文法術語的翻譯，部分跟前書所用的略有出入；這是因為本書大致上採納了聯合聖經公會剛於今年出版之新約希漢簡明字典的縮寫表（頁1-2）所提供的翻譯。
前書序言（頁9）所表達的雙重希望，同樣是筆者為本書對神的祈願。更願帖撒羅尼迦前後書中的真理，幫助我們「警醒謹守」（帖前五6），等候「主再來的日子」（帖後一9，現中）。
馮蔭坤謹誌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1 ICC（見簡寫表）早已採用。亦參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七期（一九八九年七月）頁52-56, 68。
2 上述三本書依次為Marshall(1983), Jewett(1986), Holland(1988).詳見簡寫表。
簡寫表
見筆者的帖撒羅尼迦前書註釋（香港天道1989）之簡寫表（頁10-17）。另加：
石 石清州、周天和合著：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腓利門書（中文聖經註釋第卅八卷；香港基督教文藝1988）
多馬斯 多馬斯著，古樂人譯：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種籽聖經註譯第卅五卷；香港種籽1987）
「帖前釋」 馮蔭坤著：帖撒羅尼迦前書註釋（香港天道1989）
ConB Coniectanea
Biblica
HBT Horizons
in Biblical Theology
HUZT Hermeneut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Theologie
ibid. ibidem,
in the same place
Jewett R.
Jewett The Thessalonian Correspondence. Pauline Rhetoric and Millenarian
Piety(
導論
壹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作者
貳 後書和前書的關係
𨦪 寫作的原因和日期
肆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完整性
壹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作者
作者在信上兩次自稱為保羅（一1，三17），像在前書一樣。西拉和提摩太於卷首與保羅聯名出現，並且除了三次用單數的第一人稱「我」字外（二5，三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真確性（意即此書確為保羅之作）比前書有更強的外證支持。最早的新約目錄，即是二世紀末葉羅馬所用的穆拉多利經目，及馬吉安（約二世紀中葉）所編的新約正典，都包括後書及前書在內；士每拿主教坡旅甲（約70-155/160）在其「致腓立比人書」中現今僅存拉丁文翻譯的一段內，可能引用了後書一章四節及三章十五節的話（「……他〔保羅〕在那一切教會中拿你們來誇耀……所以你們……不要把這樣的人當作敵人」，11：3-4）；里昂主教愛任紐（二世紀末葉）和迦太基的特土良（約160/170-215/220）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提及後書；約主後200年的一份新約抄本（P46）將後書列為保羅的書信。2
內證方面，後書的體裁和詞彙都與作者為保羅的假設相符，下列字詞可作例證：「我們（所傳）的福音」（二14〔原文無括號內的字〕，參林後四3）、「安息」（一7〔新譯〕，參該節註釋首段）、「所以」（二15，參「帖前釋」400連註430）、「或……或」（二15〔思高〕，參羅十二6、7、8；林前三22；林後一6〔「如果……如果」：思高、新譯、現中〕）；「不要讓人」（二3〔思高、新譯〕，參林前十六11〔「誰也不可」，思高〕；林後八20〔「免得有人」〕，十一16〔「誰也不要」：思高、新譯〕，十二6〔「免得有人」：思高、新譯〕；帖前五15〔「誰都不可」〕）。3雖然二章八節「來臨的顯現」（思高）一語中譯為「顯現」的原文另外只見於教牧書信，而沒有在公認的保羅書信中出現，但此詞並非後書的唯一專門名詞；雖然信上有時用「主」字代替「神」字（例如：參較二13，三16與帖前一4，五23），但類似的交換情況亦見於保羅書信的其他地方（參較帖前二12〔「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神」）及西一10〔「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4
簡言之，後書的作者為保羅這看法有很強的證據支持。因此在六十年代早期曾有學者這樣作結論說：「雖然後書的真確性常受到懷疑，但幾乎所有的近期註釋者都對此加以答辯。」5可是，自七十年代早期以來，學者的評論已決定性地從上述的立場改為贊成後書並非保羅所寫的看法；6以下我們要對此看法的主要論據逐點討論。
1 有關的原文依次為：elegonn, eme{i, grapho{。
2 Cf. Bailey, 'II Thessalonians' 131-132;
Whiteley 8, 11-12.
3 以上六節，有關原文皆為me{ tis.
4 Kummel Introduction 267.
6 Cf. Marshall 29; Jewett 15. 這情況主要歸功於W. Trilling, Untersuchungen zum 2.
Thessalonicherbrief(Leipzig 1972)〔筆者沒有看過此書〕。Cf. Donfried, 'Cults' 352:「筆者已被〔該書〕說服，認為帖後並非自保羅手筆。接受此說的近期學者還包括：Bailey, art. cit.;
（甲）文學方面的論據
後書所引起的問題，就是「如何解釋此信與另一封出自同一手筆、不久之前才寫給同一班人的信之間的異同之處」。7上文提及後書在體裁和字彙上有很多地方跟其他的保羅書信相似，這構成了「作者為保羅」的一項論據；但與此同時，後書亦有很多地方（在結構、字彙和論題上）跟前書（並且只是跟前書）相似，對一些釋經者來說，這就構成「作者並非保羅」的論據，因為（他們說）一個像保羅那麼富創意的作者似乎不大可能會寫出這麼缺乏創意的一封信，更何況在保羅的其他書信中找不到另兩封信之間有如此多相似之處的例子。8
（一）結構方面 後書與前書在這方面的相同處可從右表9看出來：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兩封信都在其「主體」的中間有感恩和末後有祝福（B1，2）。由於後書只有前書約一半的長度，卻仍然有前書頗複雜的結構，因此使人懷疑後書的作者只是仿效了前書的骨架，卻沒有賦以足夠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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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後 |
帖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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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信的開端 |
一1-12 |
一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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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信的主體 |
二1-16 |
二1-三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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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信的結尾 |
三1-18 |
四1-五28 |
可是，二信之間結構上的相似主要是由於二者都是沿用了典型的一世紀信札模式，因此不能用來斷定作者是誰。其實二信在結構上的相似並非絕對的：後書主要的神學討論部分（二1-12）是在第二次感恩（二13）之前，而不是之後，如在前書那樣（四13-五11）；後書有兩次提到作者感恩（一3，二13），前書則有三次（一2，二13，三9）；後書有三次禱告（二16-17，三5、16），前書只有兩次（三11-13，五23）。至於有關B1、2那點，按傳統的看法也不是不能解釋的：若後書是保羅繼前書後不久便寫成，且保羅當時沒有寫很多其他的信，則後書重複了前書的結構（包括B點）是不足為怪的。此外，我們缺乏一種普遍為學者贊同的客觀標準，可用以衡量前後二書之相似處有何意義。哥林多前後書、腓立比書──到某程度甚至羅馬書──的完整性都受到一些學者懷疑；無論如何，在長度上可與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相比的，只有腓立比書。其他的保羅書信全都被部分學者懷疑為並非保羅之作，在那些認為後書並非出自保羅手筆的學者眼中，更是如此。我們既缺乏一種眾所接納的「核對法」，就不能只因後書的結構與前書非常相似，便一口斷定後書必是冒名之作。還有，若此信是保羅之後的作品，那麼作者為何選擇要摹仿（但又不是照足）前書的結構，卻不選擇另一封保羅書信（不接受後書為保羅所作的學者，大都認為作者對保羅其他的書信有所認識）來作他摹仿的對象？如果當時有一種保羅書信一般結構的話，作者為何不採用它？若是沒有的話，則後書與前書結構上相似處的意義，便不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那麼大。10
（二）字彙方面 除了上述整體結構的相似外，二書之間還有許多字詞上平行之處，而且這些平行的字詞是按著同一個次序出現的，其中有來自二信的同一部分，亦有來自二信的不同部分。屬於前一種的較重要例子有：(1)在上表的A1，二信的卷首問安比任何其他兩封保羅書信的卷首問安更為相似；(2)在A2，「信……愛……忍耐」三者並列（帖後一3-4；帖前一3），(3)「信心的工作」一語（新譯：帖後一11；帖前一3）原文在二信的差別只是有或無冠詞之別，而且此語在其他的保羅書信沒有出現；(4)在B2，祝福者是父神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二者，只是先後次序不同（帖後二16；帖前三11），而且兩句祝福的話都含有「堅固你們的心」一語（帖後二17〔見註釋〕；帖前三13〔參「帖前釋」269〕，此語在保羅的書信中不再出現；(5)在C1，「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勸戒」（帖後三12）跟「我們靠著主耶穌……勸」（帖前四1）在原文是完全一樣的；(6)在C2，賜平安者分別是「賜平安的主」和「賜平安的 神」（帖後三16；帖前五23）；(7)在C4，二信的祝福語幾乎完全相同，在保羅的書信中再找不到另二封信的祝福語是這麼相似的。
屬於第二種（即是來自二信的不同部分）的重要例子有：(8)「那不認識 神的人」（帖後一8；帖前四5）；(9)「（被）……所愛的弟兄（們）」（帖後二13；帖前一4）；（10「（呼）召」與「聖潔」一同出現（帖後二13-14；帖前四7），在保羅書信中只有這兩段；(11)「我還有話說」（帖後三1；帖前四1）原文在二信只是有或無冠詞之別；(12)「不按規矩」（副詞：帖後三6、11）、「不按規矩而行」（動詞：帖後三7）、「不守規矩的人」（形容詞作名詞用：帖前五14）──此組字彙在新約不再出現；(13)「辛苦勞碌，晝夜作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帖後三8；帖前二9），除了一些公式和箴言外（參林前五6b；加五9），在保羅書信中再沒有兩封信有這麼相似之句子的例子。
此外，後書還有許多單字似乎是由前書重複過來的，例如：「患難」（帖後一6；帖前一6）、「命令」（帖後三4、6、10、12；帖前四1）、「安靜」（帖後三12；帖前四11）。上述種種非常近似的平行現象顯示，二信的關係是後書對前書有所依賴而寫成的。11
再一次，我們缺乏一種核對之法，可用以斷定上述的現象是否與「後書是保羅於前書寫後不久之作」的看法相符。雖然後書是保羅寫於前書寫成之後數日，他尚未曉得帖人對前書有何反應之時此說法似乎很不可能，但我們不能排除另一個可能性，即是保羅曾保存了前書的草稿，並在寫後書前看過此草稿。12無論如何，簡單的事實乃是：我們不曉得保羅在寫了一信之後不久再就同一個題目寫第二封信時，他的心思是如何運作的。我們沒有另一個這樣的例子，就是也在數月或數週內寫了兩封信給同一個教會，論及同一個題目（林前五9-13所提「先前」的信早已失傳，故無從與該段比較）。倘若保羅在短期內給同一個教會寫了兩封論及相同題目的信，那麼他在第二封所用的字彙跟第一封所用的非常相似，是不足為怪的。13
又有學者作過統計，指出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獨有的字彙只有五十八個，這與其他的保羅書信比較是個非常小的數目，按前後書的長度看來，應有八十至九十個獨有的字才對；最可能的解釋，就是後書作者抄龑了前書。可是，前書獨有的字詞數目（三十八個）也是非常小的，按照此說的理論法，前書也得被視為並非保羅之作了。其實這些小的數目，只能表示兩封信都是個別地只用了少量的字彙，不能成為後書並非保羅所寫的論據。14
（三）體裁方面 有學者曾對保羅書信中句子的長度，以及各式各樣普通的字詞出現的比例性頻率作出統計，從而得出以下的結論：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及加拉太書在體裁上同屬一組，傳統認為是出自保羅手筆的其餘各卷，其體裁都與該四卷不同，但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後書有同一種體裁。不過，鮮有其他學者把這些結論看為重要，因為這種著手法引致的結果，竟然使公認為保羅所作的腓立比書及帖撒羅尼迦前書都變成不是保羅的作品，故其可靠性可說是不攻自破的。15
反對以後書為保羅之作的學者，認為後書有以下的不尋常現象：(1)豐滿的表達法，例如：複合動詞「格外增長」、「誇口」、「算配得」、「得榮耀」（一3、4、5、10）；含有「一切/各樣」一字的短語（一11，二4、9、10、17，三16）；各種以名詞連成的片語（如二8「來臨的顯現」〔思高〕）使人想起以弗所書。(2)不尋常的表達法，例如：一章五節提到帖人被「算〔為〕配得」神的國，此詞在使徒教父的著作非常普遍，保羅的典型說法卻是「承受 神的國」（林前六9、10，十五50；加五21）；二章十三節「揀選」一詞並不是保羅通常用來指神的揀選的那個字（詳見該節註釋）。(3)作者一些愛用的字和短語，包括某些字根16的字及「主」字。可是，(1)保羅愛用複合動詞，像「格外增長」的原文那樣的獨特格式，正是他喜歡自創的（參馮：「腓立比書」 252註353；「帖前釋」324註142〔三〕）；有「一切/「各樣」一字的短語屢見於腓立比書（例如：一4、9、18、20，二9、10、11、29，四6、7、12、19）。(2)保羅在任何一封信都可以使用一些較不尋常的表達法，更何況有關的字詞並不構成實質意義上的分別。(3)一個作者重複自己已用過的字是個自然的現象，所用的字自然會受題目的影響（論怠工者之時自然多用註16第四個字根的字，論受逼迫者會被顯為正時自然多用第三個字根的字）；「主」字在信上頻頻出現，只是繼續了在前書已見的一種趨勢（參「帖前釋」 104註190〔三〕）。17
體裁方面的反對理由還有兩點：其一是後書的「官式」語調，使此信顯得拘謹、冷漠和缺乏親切感；其二是此信缺乏保羅書信的一些特色，特別是短句、辭令式問句、強烈命令句等，而較多嚴肅的教導，缺少保羅的創意。可是，一個作者的語調跟也的心情有關，而心情是受環境影響的；那能「存慈愛溫柔的心」或「帶著刑杖」而來的保羅，大可以按不同的場合而改變其語調（參加四20）。保羅寫前書時，因為得到帖人「信心和愛心的好消息」而大得安慰與鼓舞，心中正充滿著喜樂和對神的感恩（參「帖前釋」 28）；帖城的教會雖有很多優點，但在保羅寫後書時卻有受人誤導而對主的再來存錯誤看法的危險，並且那些怠工者仍然不改前態，因此若我們在前書較多看見保羅如母親般溫柔，在後書則只看見他像父親般囑咐帖人（參帖前二7、11），是不難理解的。其實，全書隱含著作者對讀者的一股真誠的關注之情，故此其語調不能說是冷淡的；認為「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 神，這本是合宜的」（一3），比起「我們……感謝……神」（帖前一2，二13），是一種冷漠拘謹的講法此一見解，更是全無根據的（參腓一7）。至於上述第二點，雖然是項觀察大致正確，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後書不是保羅寫的，因為我們並沒有一些普遍被接納的方法，可藉以斷定體裁的問題；一個作者可以或不可以怎樣寫，視乎評論者的主觀判斷而定。18
其實，保羅書信的體裁和字彙是跟他寫信時的處境密切相關的，每封信背後的特殊環境造成信與信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的例子包括：加拉太書的語調比腓立比書更為滿有敵意；羅馬書對抨擊性之辯論（哲學謾罵）格式的使用，是其他的保羅書信所不見的；腓利門書所用倫理性勸勉的體裁是間接和有技巧的，但在哥林多前書則為直接和不客氣的；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用的是華麗修飾的詩體，羅馬書十六章卻是重複、枯燥和輕淡不華的；羅馬書一至三章所見的是希臘哲學論文的體裁，但九至十一章所見的卻是希伯來「米大示」式（「米大示」即猶太人的舊約註釋）的體裁。若按反對後書為保羅之作的學者的理論來判斷，則上述的每段經文或每封信便都可被斷定為並非保羅原著了。19
關於字彙和體裁的問題，我們不可忘記另一個因素，就是我們無法確知保羅寫某一封信時，他給予代筆人有多大的自由。當代非文學性的蒲草紙文獻提示我們，代筆人的責任因人而異，至輕者如一成不變的筆錄作者的口述，至重者如把作者一些概略的思想綱要以適當的言語充實起來。保羅自己的做法可能因所處的環境及所用的代筆人而異：若保羅書信卷首與保羅聯名出現的人物同時是他的代筆人的話，他可能給了西拉及/或提摩太（帖前一1；帖後一1）或單是提摩太一人（林後一1；腓一1；西一1；門1），比他給所提尼（林前一1）或德丟（羅十六22）更大的「自行斟酌」之自由──也許最大的自由是保留給路加，只有他在保羅最後監禁之時與保羅一起（提後四11）。也許保羅有時會把一封由代筆人為的信加以小心修改，另一個時候卻讓另一封信照代筆人寫成的樣子送出去。20
（四）格式批判 反對後書為保羅所作的學者又從格式批判學的角度將後書加以分析，並屢次拿後書跟前書比較，而得出這樣的結論：後書並不是寫給任何一班會眾的信，而是一篇教導和勸勉性的論文，其作者極可能不是保羅。這理論預先假定了一點，就是前書提供了一個標準，後書中任何偏離此標準的地方，都構成此信並非保羅所寫的證據。換言之，這理論似乎假定了保羅的書信只有一種格式、一種談論的式樣，但這假設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舉例說，就體裁、與讀者的關係、所論的題目和語調等方面而言，哥林多前後書裏面有些段落，彼此間的差異比一些學者所指出、後書與前書之間的差異更大。21後者在細察之下，並不足以證明後書不是保羅寫的，至多只是證實了後書不及前書那麼「個人性」，它集中在教導和勸勉的事上，沒有個人的消息和個人的事情。但羅馬書的主體也是沒有個人性的資料（儘管信首和信末都有），為保羅書信的教導體裁提供了實例說明。22
最新近的一份研究將後書與前書的平行部分詳細比較，從而得出下面的結論：後書不是保羅寫的，因其中顯示了五種與前書不同的主要趨勢。23這五種趨勢是：(1)全書十分強調啟示文學性的將來，例如：作者指望「神公義〔的〕審判」會在啟示文學性的將來證明出來（一5-10）；惡人的命運受到強調（一8-9，二10-12）；關於末日的資料構成前書不及四分一的篇幅（八十九節中之二十節），但在短得多的後書中卻佔去內容的三分一有多（四十七節中之十八節）。(2)基督被高舉，因而使父神顯得黯然失色：一章十二節稱基督為「神」；二章十六節把「主」放在「神」之前（參帖前三11）；書中多次以「主」取代前書的「神」，比較：「〔被〕主所愛的」與「被 神所愛的」（二13，參帖前一4），「主是信實的」與「神是信實的」（三3，參帖前五24；林前一9，十13），「賜平安的主」與「賜平安的 神」（三16，參帖前五23；羅十五33，十六20；林後十三11；腓四9），「願主引導你們的心」與「願 神……和……主耶穌一直引領……」（三5，參帖前三11）；又一章在描述末日審判的當兒把注意力從神（一5
上述五點，其實不足以支持作者的結論。第四點的立論根本不能成立（詳見各節註釋；參一4註釋下之註47，一11下之註25，二13下之註30，三2下之註28）。若後書的目的是要強調主的再來尚在將來，並要鼓勵在受逼迫中的信徒，則第一、二點所提的現象是不難理解的；第二點亦與前書已見的一種趨勢相符（參上面〔三〕體裁方面之下第二段末）。第五點的意義不大（參一3註釋；關於三17，見該節註釋連註10）。關於第三點：「命令」一詞在前書已有出現（四2〔名詞〕、11〔動詞〕）；動詞在後書出現的四次中，三次是在有關閒懶不作工者的一段裏面（三6、10、12），餘下的一次亦與該段的題材有關（三4，見註釋），這是適當的，因怠工者的問題尚未獲得解決，故作者需要用較嚴厲的字眼和語調來處理這問題。至於作者強調「傳統」為信徒得救的基礎此點，詳見下文的評論（丙〔五〕之下末段）。此五點部分屬文學方面的論據，部分屬神學方面的論據；前者已在上文討論過，以下我們要討論後者。
7 Neil xxi.
8 Cf. Bailey, art. cit.132.
9 取自Bailey, art. cit. 133. Cf. Frame 46.
10 Best 53(cf. 57); Marshall 30-31.
11 W. Wrede, as cited in Best 51; Bailey, art.
cit. 133-134. Cf. Collins, Letters 219-220.
12 Cf. Neil xxiii; Morris II 30. 後者認為，保羅需要記得他在前書說過甚麼話，因該信有一部份被誤解了。亦參下面第三節註8及所屬正文。
13 Marshall 31-32; cf. J. Stepien, as
reported in NTA §6(1961-62)-229 and cited in Jewett 7.
Differently, Bailey, art. Cit. 135-136.
14
15 Marshall 32-33(against A.Q. Morton and
J. McLeman).參馮「腓立比書」 19-20；「帖前釋」 19。
16 dox-, axio-, dik-, tass-.
17 Cf. Marshall 33-34(against Trilling),
over against Bailey, art. cit. 134-135.
18 Cf.
19 Jewett 10-12, esp. 12(against Trilling).
20 Longenecker, 'Ancient Amanuenses'
294-295. Cf. Doty, Letters 41; Collins, Letters 74; F.F. Bruce,
ISBER III 697b;「帖前釋」 19註7。
21 Jewett 12-13, cf. 14(against Trilling).
22 Marshall 34-36, esp. 36(against
Trilling).
23
（乙）神學方面的論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