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声 ( Ni Tuosheng , Watchman Nee ) 1901 ~ 1972

2017-06-02 10:26 浏览量: 9101 作者: 圣经百科 来源: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摘要:有关倪柝声的生平介绍。

二十世纪中国教会最具影响力的教会领袖和传道人。基督徒聚会处的创始人、基督徒作家、解经家,也是为信仰献身的殉道者。

根据众多史料书籍记载,倪柝声的出生年月日为1903年11月4日,但他墓碑上所镌刻的生年却是1901年。其祖籍为福州,但他却出生在广东汕头,因为当时他父亲倪文修在汕头海关供职。他出生后,父亲给他取名叫"述祖",即"光宗耀祖"之意。但他信主后,即改名为"柝声"。"柝",即当时更夫手中敲打的梆子,"柝声",即唤人警醒的"更梆之声"。他以此明志,要做一个时代的晨更守望者,以唤醒世人沉睡的灵魂。他年幼时虽然也取了英文名字叫亨利(Henry),但随其中文名字之意,其英文名字遂为"Watchman"("更夫"或"守望者")。此后他以"Watchman Nee"而闻名于世。

倪家是福州地区最早皈信基督的家庭,到倪柝声这一辈已是第三代基督徒。其祖父倪玉成是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的牧师,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美国公理会于1847年(清道光27年)来福州设点传教,并于1855年开设教会学校。倪玉成受教于该校并接受了福音,不久在闽江受洗成为基督徒。毕业后四处传道,数年后成为闽北三大名牧之一。

因当时福建民风保守,信仰基督教者甚少。作为基督教牧师的倪玉成虽届适婚年龄,却难觅志同道合女性为妻。为信仰之故,他毅然打破福建人不与外省人通婚之习俗,从广东迎娶一位基督徒小姐为妻,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他们共养育九个子女。

倪柝声之父倪文修排行第四,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青年时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取得谋职为官之资格。后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林和平结为夫妻。林和平(倪母)原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从小被父母送人为婢女;不久又被转送福州一林姓商人为养女。幸好这对林姓夫妇视她为亲生女儿,疼爱有加,才使她苦尽甘来。按照当时传统习俗,女孩儿都要缠足。正当缠足之苦就要临到小和平之时,其养父突患不治之症,无可奈何之际,经一基督徒友人介绍,请来一位美以美会的牧师为其祷告,绝症竟得医治。林氏夫妇遂接受基督教信仰,不久偕养女一起受洗,成为美以美会教会的会友,小和平因此不仅免受缠足之苦,还被送往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成为一个有知识的女性。

倪文修夫妇共生养九个孩子,五男四女。倪柝声排行第三,六岁时,倪家搬回祖居地福州。虽然倪家是个大家庭,但在父母辛勤工作与操持下,家道还算富裕。父母为孩子们请来家庭教师,教他们识字习帖,学习中国古典文化。每逢主日,孩子们随父母到教会做礼拜之同时,还接受主日学教育,习读圣经,经历信仰之熏陶。这些启蒙教育为倪柝声及其兄姊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和信仰基础。

倪柝声从小就表现出其过人的聪明才智,调皮、好动的性情,以及组织与领袖才能。1916年,他进入英国圣公会所创办的福州三一书院(Trinity College)初中部读书。该校教员多为爱尔兰宣教士,校园环境优越,师资力量雄厚,科目繁多,堪称为福州一流的教会学校。倪柝声就学期间,各门功课(除体育课外)都十分优异,但在基督教信仰上他却兴趣缺缺。他虽然出生于基督徒家庭,自幼接受"儿童洗礼";虽然三一书院宗教气氛浓厚,他也参加崇拜,修读圣经课,但基督教信仰一直没有进入到他的内心深处。

1920年前后,席卷全国各地的反基督教浪潮给基督教带来极大冲击,许多青年学生,包括倪柝声在内都深受其影响;加之教会内的一些现象以及有些牧师的形象都给他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对基督教产生某些恶感。他在日后的个人见证中,曾提到当时教会牧师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那时他认为牧师很卑鄙,除了来募捐外,平时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他们的眼里只有钱,甚至人家把麻将桌上的钱给他们,他们也照收。此外,倪柝声还看到教会中有许多人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这些都使他内心产生怀疑与困惑,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些"牧师"和"基督徒"。直到有一天,他参加了余慈度女士的佈道大会,听了她的讲道之后,他的生命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1920年,女佈道家余慈度应邀前来福州主领新年佈道大会,倪母因早年与她相识,故前去听她讲道。倪母此时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每天热衷于梳妆打扮,沉溺于打牌等享乐;在丈夫与孩子们面前她也是说一不二。在这次佈道会前不久,因家中她所珍爱的一只花瓶在孩子们玩闹中被打碎,她错误地认定是倪柝声干的,并且在怒气中重重地责打了他。但就在这次佈道会上,她深深地被余慈度的讲道所打动,生命得到复兴。回家后,她放下长辈之尊,抱住儿子痛哭,真诚向他认罪悔改。此举让倪柝声大受震动,心中不禁纳闷是什么力量使母亲发生如此之大改变。于是第二天,他随母亲一道前往佈道会聆听余慈度的讲道,因圣灵作工,他内心大受感动,悔改认罪,真心接受基督,并决志放下一切,奉献自己来跟从主。在1936年厦门鼓浪屿的一次聚会上,倪柝声曾亲口讲述自己蒙恩得救的情形:"1920年,我十七岁时蒙恩得救......,我知道我的得救必须是双重的:一面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一面要以他为主来事奉他"。

信主后,倪柝声大发热心,立志做个传道人。趁三一学院因内战停课之机,独自前往上海进入余慈度所办的圣经学校学习,但不久即被辞退,原因是因他贪爱美食和穿着,贪睡不能早起。这事虽然使他深受打击,但也使他认识到,生命的改变必然要带来生活的改变,否则无法很好地事奉神。

倪柝声重返三一书院继续其学业之同时,热心向同学们传福音,领人归主。他还把许多同学的名字一一列在自己的本子里,每天为他们祷告。因此他被人嘲笑为"传道先生"。但他不以爲意,继续祈祷传道不止。结果,到他毕业时,在他所列70名学生中,除一人外,其他皆受感归主。

此一时期,对倪柝声灵命成长影响最大的当属来自英国的自由传教士和受恩(Miss Margaret E. Barber)。两人经余慈度介绍而彼此相识,此后和受恩成为他的属灵导师,在各方面教导倪柝声,指导他看书,帮助他解决属灵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不久,倪柝声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如王峙和王载兄弟俩、王连俊、缪绍训和陆忠信等人,他们不仅仅在学校内传福音,还经常敲锣打鼓地到街上去佈道、唱诗及散发福音单张等,在福州颇为轰动。此外,他们也时常利用节假日到四围乡村去传福音。

自1922年起,他们在王载家里开始了定期的祷告和查经聚会,并且举行"擘饼"聚会以记念主耶稣的受死。因人数不断增多,以致王载家容纳不下,他们就在福州十二间排地方租了房子作为聚会场所。

1922年底,倪柝声创刊《复兴报》,以文字佈道,帮助信徒灵命成长。1923年,倪柝声以优异成绩从三一书院毕业。毕业后,他舍弃升学攻读学位的机会,甘心乐意奉献自己,成为一名基督福音的使者。

1924年,由于在教会观与教会实践诸多方面的看法不同,倪柝声与王载分手,各自按着自己的领受,走上不同的事奉道路。倪柝声离开福州,分赴中国各地主领奋兴聚会,并且还到南洋和日本等国佈道。1926年5月回国后,居住在福州罗星塔,创办《基督徒报》和福音书局,借此将福音和自己的教会理念传往全国各地。1926年下半年,倪柝声不幸染上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停下奔波的脚步,遵医嘱卧床休息静养。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教会历史上属灵伟人的著作,特别是那些神秘派、敬虔派和弟兄会的属灵作品,这些帮助他酝酿出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属灵人》。这本书写于倪柝声在福州和无锡养病期间,最后在上海完成出版的。

1927年底,倪柝声来到上海,与其亲密同工李渊如、汪佩真和祝康宁(Charles H. Judd)等人在辛家花园汪佩真家中聚会。在倪柝声领导下,聚会人数迅速加增,于是他们就在哈同路文德里租了房子开始聚会,称"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也把福音书局搬到这里来,改称为"福音书房",从而成为其文字宣教和推展地方教会的基地。1928年2月1日,倪柝声在这里为来自各地的五、六十位同工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特别聚会,栽培、造就他们的灵命,为他们指明道路。

倪柝声在养病期间,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其教会路线和宣教事工等问题,最后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工作, 即,1)文字工作;2)定期举办得胜者聚会;3)建立地方教会;4)青年训练工作。待病好后他全力以赴,将这四方面的工作付诸实施。他为文字工作向各地信徒传递属灵信息和生命之道;借得胜聚会培养、造就信徒灵命,提高信仰素质;借青年工作培训新一代教会领袖;为反对、脱离教会内的宗派,他坚持建立不属任何宗派一地一方的教会。受其影响,许多信徒脱离原来的宗派教会,加入到地方教会中来。1931-33年间,倪柝声多次沿长江而上,到沿江各地,如南京、汉口等城市宣道;还北去北京和山东青岛、烟台等地主领聚会,所到之处,地方教会纷纷建立起来,逐渐自成体系。

因订购属灵书籍,进而书信往来,倪柝声与英国"闭关弟兄会"建立了联系。1932年,"闭关弟兄会"一行七人到上海专诚访问了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通过几天的交通与分享,双方发现在信仰与教会立场上有许多契合之处,聚会处的模式与倪柝声的讲道为客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倪柝声接受邀请,赴英国回访"闭关弟兄会"。几天的相处,对倪柝声的影响颇深。但因他在英期间和途经美国之时,顺访了其他教会,拜会了他所仰慕的、后来成为其灵性导师的史百克(Austin-Sparks)先生,而不被"闭关弟兄会"所容忍和接纳,终至两下分道扬镳,是为憾事。无论如何,该弟兄会对倪柝声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1934年10月,倪柝声到杭州主领特别聚会。10月19日特会结束那一天,他与张品蕙小姐举行了婚礼。两人自小在福州一起长大,青梅竹马。长大后,张品蕙赴北京到燕京大学读书,两人关系曾一度中断。张品蕙毕业后回到上海,到文德里参加聚会,共同的信仰追求使两人重续旧情,终成眷属。结婚时倪柝声32岁。

1935年,倪柝声先后在山东烟台、上海以及福建泉州等地举行特别聚会,所到之地,给教会带来极大的奋兴。1936年,由于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人数猛增,不得不建立新的聚会场所。全体会众同心协力,热心奉献,新会所很快在南阳路落成。同年,倪柝声特别邀请在湖南长沙行医的俞成华医生回上海与他同工。俞成华果然不负重托,与倪柝声一起使教会工作更加兴旺。

由于聚会处的中国特色,信众之间的真诚相爱,以及领导同工的属灵领导能力,在短短几年内,聚会处得到迅猛、蓬勃的发展。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们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教会,而且还远播到南洋一些地方。许多大学的知识份子、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被吸引到聚会处中来。还有许多基督徒纷纷脱离其他的宗派而转到聚会处来聚会,因而引起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及宗派教会的不满,甚至称他们为"偷羊者"。

缪绍训是倪柝声早期在福州的同工之一,1931年移民菲律宾,在马尼拉华侨中间传福音,为那里的教会奠定下根基。应缪绍训之邀,倪柝声于1937年7月赴马尼拉,在那里举行了爲期四周的培灵会,给当地华侨教会带来极大的激励。他原本打算由菲律宾经由新加坡等地转赴英国访问,但因抗战突然爆发,国内教会遭受冲击,他当即决定返国,与教会及其会众同赴国难,共度难关。在艰苦岁月里,他往返于上海与汉口之间,主讲有关教会问题的信息。日后,他这段时期所传讲的信息经张品蕙与李渊如整理成书出版,名曰《工作的再思》。倪柝声的"地方教会观"就此成形并系统化。

倪柝声根据圣经原则,设立不受薪,完全"过信心生活"的使徒,使徒的责任是宣道和建立教会,而各地方教会则由长老来治理。1938年,他差遣128使徒出去,到全国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1938年7月,倪柝声开始去欧洲之行。在英国期间,他拜会了其属灵密友史百克先生,与他有深刻的属灵交流。还结识了史百克的女婿金弥尔(Angus I. Kinnear),数周之内,二人成为知己,倪柝声给他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金弥尔后来爲倪柝声写下一本传记《中流砥柱----倪柝声传》(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

同年10月,倪柝声应邀赴丹麦主讲《罗马书》,这一系列讲章日后整理成书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内外教会中影响甚大。丹麦之后,倪柝声又先后赴挪威、德国、瑞士和法国等地访问。他原本计划于11月回国,但因故推迟了归期。在英国滞留期间,他有更多的时间与史百克就圣经和教会问题做深入的探讨;同时他还和西方友人合作,将其《工作的再思》一书翻译成英文出版,在西方教会圈内引起很大反响。

1939年7月,倪柝声由英国乘船经印度孟买、科伦坡等地返回上海。经短暂休息后,他就开始举办一系列的特别聚会,重点向其同工和会众讲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奥秘等问题。不久又在法国租界内租房子,作为培训同工的新场所。由于倪柝声无论是在信仰上,解经方面,还是在组织与领导能力上,都十分杰出,无人望其项背,他在国际、国内声望日隆,人们对他倍加崇敬之同时,对他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但就在聚会处各项事工发展蒸蒸日上之际,却在四十年代初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问题主要出在"生化药厂"问题上。

生化药厂为倪柝声之弟倪怀祖所创办,他是个化学家,但不擅经营管理之道,故很需要人襄助。作为家中长兄,当弟弟求助于他时,他不能坐视不顾;同时也为解决教会工作需要,已及同工就业问题之想,倪柝声就接下了经营药厂之责任。但要经营管理好一个偌大的药厂绝非易事,渐渐地,倪柝声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药厂事业上。这样,他用于信仰追求,讲道和教会事奉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以至于造成教会同工和信徒对他的不满与疏离。久而久之,各种揣测与传言铺天盖地而来,使人真假难辨。有些同工,甚至包括一些他最亲密的同工都离他而去。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聚会处的几位长老于1942年底决定停止倪柝声的讲道。倪柝声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将此视为神的管教而默认接受。

退隐后的倪柝声并非无所事事,经营生化药厂之余,他帮助、接济了许多战时被日军关入集中营的西方传教士。当生化药厂因战争影响被前往当时的大后方重庆时,他协助当地的江守道夫妇开展教会工作。无论是江氏夫妇,还是当地教会都因他大得益彰。日后江守道成为倪柝声的亲密同工,为聚会处在海内外的发展功不可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战争结束后,倪柝声从重庆返回上海。由于他和上海聚会处的关系尚未复合,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福州,安静等候,寻求神下一步的引领,同时他也主动地致力于复合的预备工作。

先是上海教会居领导地位的俞成华医生发出复合的呼声,接着,烟台的倪柝声的得力同工李常受也受托前往上海促成复合之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在1948年4月,倪柝声重新回到上海聚会处,在众长老面前,他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败,受到众人的接纳与欢迎。当他重新出现在讲台上时,许多人感动落泪,场面十分感人。

此前此后,倪柝声推出"耶路撒冷模式",使徒握有更大的权责;同时他推行"福音移民"的主张。所谓福音移民,就是有计划的派遣成批的同工或信徒,去福音未达之地,拓展新的领域,建立教会。为配合"耶路撒冷模式"的教会路线,倪柝声在上海和福州两地连续宣讲"交出来"这个信息。所谓"交出来",大致就是"工人"要交出来,在教会中配搭事奉,在工场上接受调遣;"工作"要交出来,不可将神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工作;信徒要将财物交出来,就如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的那样。随后一场"交出来"运动在聚会处教会内展开。倪柝声身体力行,首先把生化药厂交出来,作为教会公产。在他的带动下,福州教会们于1948年3月,依"耶路撒冷模式",把教会的一切都交出来,供使徒们调遣使用。接着,上海教会的同工与会众纷纷把自己的工厂和产业交出来,其中包括印刷厂、药厂和油墨厂等,教会的财产因之剧增,在教会中造成很大震撼。此时,倪柝声已在全国范围内的聚会处教会中高居领导地位。各地教会人数倍增,到1949年时,聚会处信徒人数达七、八万人,占全国总基督徒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一阶段可谓基督徒聚会处的黄金时期。

1948年6月,倪柝声在福州鼓岭开办长达四个月之久的同工训练聚会,共有来自南洋和全国各地七十多位同工参加。为应付时局的改变,倪柝声在聚会中传授了教会所面临的信仰上的、教会观方面的、解经方面的、基督工人的训练,以及信徒造就等许多实际问题,使与会者有茅塞顿开之感,皆称有很大的收获,蒙福匪浅。

同年冬天,倪柝声回到上海,此时,共产党将要接管政权似已成定局,面对教会可能遭遇的困难,他与其同工们已做最坏的准备。但无论时局如何演变,他坚持自己要留在中国,因他深知神对他的呼召是在中国,他说,政府可以撤退,但神的教会不能撤退。他也有计划地指派一些同工移居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国家,为聚会处在海外的发展作了富有远见的部署和安排。

1949年4月,尽管时局紧张,倪柝声还是在福州鼓岭举办了第二次同工培训聚会,这次参加者有百余人,至同年八月结束。接着他又去台湾、香港,差派同工在当地拓展教会,勉励造就信徒。1950年1月,他在香港九龙聚会处举行为期一个月的特别聚会,并按立长老、执事,帮助建立健全教会组织。在港期间,许多同工出于安全考虑,极力劝说他留在香港,均被他谢绝。他顺从内心的呼召和责任感,毅然于1950年6月返回上海。

1952年4月,倪柝声在去往东北处理生化药厂事务途中,被公安人员逮捕。被捕后并未被立即判刑,直到1956年6月,他才以多项政治和经济罪名被起诉。在正式宣判之前,由宗教局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组织发动各教会信徒对倪柝声进行控诉和批判。会前会后,在上海以及全国各地聚会处凡不妥协的负责同工系遭整肃或监禁,聚会处教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1956年6月21日,倪柝声被作为所谓"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但到1967年4月,也就是十五年期满之时,他仍没有被释放。虽然他在狱中多年,受过许多非人的折磨与苦难,更无圣经可读,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直到1972年6月1日,经过二十年的牢狱生涯之后,有消息传出,他死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当其亲属前往农场善后时,该农场官员向她们出示一张发现于倪柝声枕头下的字条,上书:"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类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因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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