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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胜:创伤叙事与医治

创伤叙事与医治 ——评施玮的《斜阳下河流》                                      王文胜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经战争、政治动乱,人们的内心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创伤记忆。“创伤”,如弗洛依德所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 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创伤记忆是需要被处理的,因为“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的确也可以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2]

同样的道理,对一个民族而言,创伤性的集体记忆如果得不到及时医治的话,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很难确立,人们的民族认同感极易迷失。从世界范围来看,创伤之后的心理医治工作在各个文化处境中都是被重视的,而文学叙事常常成为有效的医治手段。奥斯维辛之后,美国犹太人作家辛格就一直书写着犹太民族的创伤,他的小说如《冤家,一个爱情故事》、《傻瓜吉姆佩尔》等都成为伤痛着的犹太人的灵魂慰藉,辛格通过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呼唤重回犹太信仰的方式使犹太民族有力量从伤痛中走出来。

可以说,在各个民族中只要有民族创伤、个人创伤的存在,就有“创伤小说”(trauma fiction)的创作和阅读。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等关于文革的叙事,一直到新世纪,“文革叙事”仍有着不竭的生命力,这与整个民族心理医治的需求是息息相关的。然而,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来看,我们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令人堪忧,当中国步入新的世纪,这一精神滑坡的趋势似乎是有增无减,从学界到各个行业都普遍地感慨如今的社会人们自我迷失、理想失落、道德沦丧。一些学者从文化危机来反思这一现象,并未能提出太多的建设性意见。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全社会普遍性地精神萎靡是一种“创伤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es)的反应,这与我们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心理的创伤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就医治功能而言,中国的诸多“创伤小说”,尤其是“文革叙事”并未能很好地帮助人们处理历史上的创伤经验,它们的失败在于:文本在最浅层次地发挥了渲泄功能之后,作家并未能从叙事中生成出一种建构性的力量,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美国的华人作家施玮的《斜阳下河流》呈现出它的不可忽略的价值来。

《斜阳下河流》的叙事时间纵跨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历次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直至八十年代初,最集中地涵盖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人们经历创伤经验的年份。如何展现和处理战争以及政治动荡下人们的创伤体验,是可以用来考量作者的精神向度的。施玮的叙事回避了这一类叙事最常见的社会政治文化批判的写作路线,而是着力于书写爱情背后生命的故事,写在艰难时代里关于生命中“美”的持守、关于生命中“爱”的执著、关于生命中“信”的力量的故事,也由此探讨了支撑生命存在的“生命力”、“爱”和“勇气”。

鲁中平原的这则爱情故事有一个俗套的“最初情境”(initial situation):林迎辉和陈雪依青梅竹马,从小就订了亲,生活得无忧无虑。施玮的叙事看起来并没有偏离这种爱情故事常见的叙事模式:幸福的开始、紧接着是不幸的命运、最终是大团圆的结局。这种爱情叙事模式的叙事功能常指向揭示命运的无常和颂赞爱情的忠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施玮在这一最常见的叙事架构中发展出了新的叙事逻辑。

林迎辉和陈雪依最初的分离并不是由于外界的力量,而是出于对生命不同的理解。陈家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这个村有座教堂,“乡民纯朴又多信了耶稣”,即使是在同样的信仰背景之下,个体之间对生命的理解仍是有很大差异的。陈雪依人生的梦想只与她自己的爱好相关,她选择的是要去上海;而林迎辉却看到山里的穷人“是上帝要请到天国去赴宴的人。”他渴望的是“把一个光芒的生命去送给需要的人,渴望用手去擦干他们的眼泪。”他渴望“像我的主耶稣那样生活。”

陈雪依去了上海,而林迎辉进了山区。他们之间虽有五年后结婚的约定,但他们之间对生命理解的差距、他们后来不同的经历都极可能使他们彼此成为陌生的存在。没有心灵深处的合一,他们的婚约、他们两小无猜的童年生活其实很难成为他们一辈子婚姻幸福的保障。林迎辉和陈雪依在他们人生阶段的第一次选择上就呈现这样大的差异性,且不可调和,施玮的这一叙事策略其实暴露了她对这一对恋人走向幸福的怀疑,就这点而言,施玮的叙事是伴随着审视式眼光的,文本倒叙手法的使用也强化了这种审视性的叙事风格。

在叙写了陈雪依和林迎辉之间的生命境界的差异之后,施玮开始了关于他俩的苦难叙事,两个相隔遥远却相爱的人在迫切地期待着他们的婚礼,但他们的相聚却被战争、政治动乱一而再地阻搁,他们的心在呼唤着彼此,却始终和对方相隔万重山,甚至难以知道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否再相见。施玮书写着战争的残酷:

“整个连队的人几乎都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恶战,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里。……

  当林迎辉抬头看到那只鹰又看到战友们眼神里的渴望与恐惧时,有个声音在他心里说,他们将要死了!

是的,他们将要死了,也许只有几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后,这些眼睛就将永久地闭上,渴望与恐惧都将随着他们沉下去,向无底的深渊沉下去。”

施玮同样书写着牢狱生活的煎熬、那个政治动荡年代人的生存的痛楚,然而她写得最多的是林迎辉和陈雪依这两位基督徒的灵性生命在苦难中各自的成长。

林迎辉在走向陈雪依的途中却改道走上了战场,这里并不是命运和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一切都是他主动的选择。他从众人中走了出来,代替那位根本不相识的新郎穿上了军装,迎向了战火硝烟。由此,他也走向了他生命中的十字架,走向了他的主耶稣,因为耶稣正是主动选择了走上十字架为众人舍命。“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3] 林迎辉起初是因着对雪依的爱而如此选择的,但一旦他跨出这一步,他的爱、他的整个生命便充满了灵性的光辉。从这样的生命中才可能流露出对他人生命尤其是灵魂的深深怜惜,他战火中的忏悔是他生命迸发出的美丽:

“等他醒来的时候周围一片寂静,巨石侧部的凹形正好把他罩在里面,成了一块名副其实的保险石。血和泪都在脸上流着,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还要顾念背逆的他。他曾无数次地渴望在生命中遇见神迹,可是此刻他面对上帝神奇的救护却羞愧落泪,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不配看见神迹的时刻。在天边最后的一缕晚霞中,他看见了他们的眼睛,那些未能得救的灵魂的眼睛,那些眼睛中的渴望与绝望。他看着它们沉入茫茫的黑暗,他的心被压成了薄片,碎裂。远处隐约的冲锋号声与他己毫无关系。林迎辉再次坠入昏迷之前,他向那创造生命者忏悔,求他赦免自己对灵魂的轻忽。”

施玮在她的小说叙事中特别关注的是林迎辉和陈雪依身陷苦难中时,他们如何在神圣的爱的感召下,得以走向他人。陈雪依本是一个更多关注自己梦想的少女,但最终她却能够祈求上帝给她机会,使用她,让她把爱更多地送给铁窗里的人。她也做出了连当时的牧师都无力做出的选择——冒着做牢的危险成为爱的使者。她所要做的事情是帮助海外基督徒将他们在海外筹集的款项,变成物质,送给那些为信仰而受牢狱之灾的基督徒,以此传递爱的信息,在当时政治审查越来越严酷的日子里,她这样做无疑是有很大的难度,也要冒着极大风险的,但是:

“陈雪依不知道给多少人寄过包裹,也没有去数算寄了多少个包裹。包裹里,她总是认认真真地写上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署名总是‘爱你的’。于是一年又一年,许多人知道这么一种包裹,他们悄悄地称它为‘恒久忍耐包’。这包裹不知帮助了多少人坚守着对‘爱’的盼望。”

当陈雪依可以这样放下自己的安危不顾去关怀别人时,她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她像那条小鱼般,在冰封的河面下选择了游动,谈不上伟大,也谈不上甘心牺牲自己,只是为了保持生命。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活出生命。”

虽然我们完全应该去批判、去反思给人们带来灾难的战争、政治运动,但在批判、反思之余,我们不能不思考如果灾难已不可以避免地降临,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回应呢?中国二十世纪频繁的战争、政治灾难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我们又该如何清理这些心理创伤呢?经历了德国纳粹集中营生活的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从他个人的经验中发展出“意义分析”(logotherapy)治疗方法,他强调“在任何一种,甚至是最悲惨的境遇中发现意义”的能力是人类最后的自由。弗兰克尔所创设的意义分析“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类的精神上,而这正是重新获得一个完全人的健康、完整和爱心的关键所在。”[4]

就施玮关于林迎辉和陈雪依所完成的叙事来看,《斜阳下河流》对中国人心理创伤的医治价值在于她不仅展现了他们不幸的遭遇,使读者能够在阅读时渲泄自己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她揭示出了苦难的价值,她从基督教信仰的立场看到“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正如C·S·路易斯所言的“痛苦本身不是一件好事情。经历痛苦的好处在于,受苦者会因此顺服上帝的意志”[5] 林迎辉和陈雪依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因着他们信仰基督的缘故,在困境中他们都选择了为他人舍弃自己,他们最终却获得了生命境界的提升。他们最终在对上帝的信仰中走向心灵深处的合一,也终于可能抵达真正完美的婚姻。施玮在《斜阳下河流》透过对这一对基督徒的苦难的叙事也提供了宗教心理学的思考,即当人们在困境中时,基督教信仰可以帮助人们超越苦难,发现并实现人生的意义,获得救赎。在这点上,施玮颇似辛格,他们都共同看到信仰的医治力量。

在施玮看来,信仰的医治力量不仅在于能够帮助受苦者发现人生的意义,可以拓展生命的疆界,还在于信仰可以帮助人们重建被混乱了的爱的秩序,因为“爱的秩序是一种上帝的秩序,而后者是世界秩序之核心。”[6] 对于人的自我而言,“爱之秩序是人之本己的一部分”[7] 舍勒曾说:“在我生命及行为中的每一良善或邪恶完全取决于在驱使我去爱、去恨以及倾慕或厌恶众多事物的感情中,到底有没有一客观的合意秩序,也取决于到底我能否将这爱与恨的秩序深印在我心中的道德意向中。”[8]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则“将爱置于人的存在层面,把它视作人存在于世的一种结构。”[9] 罗洛·梅区分了四种类型的爱:第一是性爱,指生理性的爱,它通过性活动或其他释放方式得到满足;第二是厄洛斯(Eros),指爱欲,是与对象相结合的心理的爱,在结合中,能够产生繁殖和创造;第三是菲利亚(Philia),指兄弟般的爱或友情之爱;第四是博爱,指尊重他人、关心他人的幸福而不希望从中得到任何回报的爱。在罗洛梅看来,完满的爱是这四种爱的结合。所以合意的爱的秩序的建立首先就是要让人实践这四种爱的形式,爱从本质上就是“倾向或随倾向而来的行为。”[10] 任何一种类型的爱的缺失都会造成对爱的压抑。

第四种博爱在基督教文化中又被称之为圣爱(Agapee),它的源头是上帝对人的爱,也即表现在“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种爱的类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具备的,而战争和政治动乱也最大程度地破坏了爱的其他类型。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爱的被压抑是造成国民精神气质萎靡的重要原因。而《斜阳下河流》则旨在召唤人的内在合意的爱的秩序的构建。

《斜阳下河流》中关于爱的叙事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对爱的圣化的书写。首先,林迎辉和陈雪依并没有将彼此的相爱狭隘化,而是由此都生出了对他人的关切,对他人的责任。林迎辉因那新婚的媳妇像雪依而怜惜她,故而选择了替代新郎;雪依则由于对林迎辉的思念而去关爱和林迎辉同命运的人,他们的爱情由爱欲而抵达博爱。其次,是他们彼此对婚约的尊重和守护。虽然他们从订婚到完婚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等待,虽然其间在寂寞和对爱的渴望中他们都遇到过值得让他们心动的人,但他们都始终不曾忘记他们之间的婚约。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刻板和守旧,而是源于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正如陈雪依所说:

“就在那一刻,我的里面升起了一首歌,从灵魂很深的里面升起来。‘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先是倾听,然后在心中随着那旋律,最后我竟放声唱了出来。那个夜晚,我领会了他的福分,领会了他的爱,领会了他永远不变的遮盖。

    “我这样在夜风中走着,穿过一条又一条的马路,一直地往前,好像以色列人跨越一条又一条的河,一直地向着迦南。我在那个晚上相信着前面的迦南,相信着永恒对于生命的意义,相信着爱情的价值。

基督徒对婚约的圣洁性的维护源于他们信仰中对“约”的重视,这是基督教文化中特别突出的思想,在基督教信仰产生之初,它带给当时社会的一件最大的礼物便是圣洁。在基督教信仰中,男女之间的婚约常常象征着上帝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基督教的婚姻观中强调婚姻的神圣性,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当林迎辉历经二十多年的磨难后终于找到陈雪依时,他们面对的是更大的挑战:

“他们真是渴望今夜就回到那条十六岁离别的河流旁,渴望今夜就相互拥有,相互完全。但他们却必须等到明天,去开一连串的证明并且办结婚手续。这一等竟等了三天,因为林迎辉必须先去报到,然后人事部拿到他的档案后才能让工会开出证明。

    这三天里他俩白天在外面为一纸婚书奔忙着,晚上相拥而坐却无言无语,屋里静得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陈雪依在他的怀里时时觉得寒冷,她不断地抬头去看他,她的眼睛分明在问:“真的要这样等吗?”林迎辉拥着他的爱人,感受着自己里面火热的激情,他情不自禁地想象着一切,渴望着进入那一切,但小教堂的影子却阻挡了他,十字架以从未有过的端庄和完全悬挂在他灵魂的上空。”

施玮这样对爱情的书写在大陆的文学作品中是极难见到的,当我们越来越习惯以性来表达爱时,施玮却执着地以“心”和“信”来诠释爱。施玮最为充分地展示出,当爱情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性时,爱情所能暴发的真正力量,它能帮助人们超越物质性的存在真正地抵达自由。林迎辉和陈雪依正是在圣爱的感召之下一点点走向爱的自由境界。弗兰克尔也十分重视“爱”之于人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他提出“人通过爱并在爱中得到拯救。”他强调“当人们处于绝对孤寂之中,不能以积极行动表现自己,惟一可实现的只是用正确方式——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忍受苦难,即使在这种处境下,人们依然可以在对心爱的人的深情思念中求得自我实现。”[11]

施玮在《斜阳下河流》中所揭示出的正是这种救赎性的爱的力量,也许我们并不能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但因着这种爱的力量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活出人的尊贵来。中国儒家文化中一直以来强调“仁”超过“爱”,而“仁”又最主要与孝道相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对两性之爱的重视。直至五四时期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对爱情的追求才被人们看为是正当的,但人们对爱情的理解又过多地与性解放联系在一起,过多地关注性爱,以至于人们错将技术性的性爱理解为爱情,缺少了对更为丰富内涵的爱情的思考。施玮在文本中对具有神圣性的爱情的书写,是对人们长期以往更为注重性爱的纠正,也建构了一种将博爱置于最高层次的爱的秩序。

《斜阳下河流》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从信仰层面探讨了生命个体超越生存困境的可能性。施玮并没有在她的叙事中简单化地演绎基督教的教义,而是更为关注生命个体如何能够从信仰中获得救赎的力量。无论林迎辉还是陈雪依,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他们的生命中有无奈的叹息、有软弱的挣扎、有伤心的哭泣、他们都不曾想做伟大的人、甚至在最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也没有想到过抗争,但因着信仰的缘故,他们要成为上帝起初创造他们时的那个美好的有灵性的生命,他们要成为上帝眼中的独特生命个体,他们相信他们的生命是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换取的,因而宝贵,所以他们常常并不看环境如何,而只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去完成他们要完成的,那就是要将舍己的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拯救世界上失丧的灵魂。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本身如何并不重要,他们自己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度过自己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即使在监狱中十年,林迎辉也能大声地歌唱心中的圣歌;即使是在信仰受到最无情地践踏的岁月里,林迎辉也要扬起他基督教信仰的旗帜。因着信仰的缘故,基督徒的生命中也有了许多需要持守的行为限制,高水云虽渴望拥有林迎辉的孩子,虽然这或许是林迎辉人生中有可能有孩子的惟一机会了,但他们知道不可以这样。对信仰所圈定的界限的持守常常让人看到基督徒生命中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彰显了他们生命中勇于担当责任的美丽。

这就是《斜阳下河流》中所提供的生存困境中有关生命的叙事,其中所展示的那个时代背景之下的生命伤痛是我们民族无法摆脱的集体记忆。如何才能医治我们民族心灵深处的伤痛?施玮的叙事文本中特别涉及医治的故事,她两次化用了基督教新约圣经中关于医治的故事。其一是《圣经·约翰福音》中的“在毕士大池边治病”的故事,另一则是圣经新约的三部同观福音书中都记载的“治好被污鬼附身的孩子”的故事。这两则故事分别探讨了人的信心和上帝的能力的问题。施玮对这两则故事的化用显然是一种叙事的策略,不仅使她的叙事文本更具有隐喻性,也表达了她面对生命伤痛的思考,那就是恢复人类对上帝的信心,相信上帝医治的能力,

 

总而言之,施玮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从“信、望、爱”三个层面表达了她对如何医治经历了历史性灾难的中国国民心灵伤痛的观点,她所提供的思考角度和文化立场是我们大陆作家相关的创伤叙事中所没有的,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中由于信仰普遍缺失导致的精神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重新思考信仰之于民族精神建构的作用,认真对待信仰所具备的心灵创伤的医治力量,这是必要的,这也是施玮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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