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灵性文学的三个层面
提出“灵性文学”这一文学概念，是基于圣经的“人论”神学，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灵性文学”的三个层面就是：1、有灵活人的写作；2、呈现有灵活人的思想与生活；3、启示出住在人里面的灵的属性。
一、何为灵性？
灵性文学首先要诠释的是何为灵性？我在灵性文学丛书总序（注1）中开篇写道：
“刘勰《文心雕龙》首篇〈原道〉开卷：“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中国古代文献中极少“灵性”二字，却多有对“性灵”的描述，谓万物中唯有人有性灵，能思想，所以可以和天地并称为“三才”，人如天地之心，能感应天地之华彩，能借着天地万物领悟其中“全善之律”、“真实之美”。
这种特有的属性使人区别于动物、植物、山水……从人这特有的美妙属性中，老祖们似乎隐约的知道了“灵”，知道人仍是有灵的活人，而非石木。”
人有灵，且能借着天地万物感应“美”“善”， 古文中称“灵”为“福”、“善”。于是，这句话就成了人有灵，且能借着天地万物感应“灵”。这一对“人”属性的认知是附合圣经中对人的定位的。
创世记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里不仅说到人有灵，且启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避而不谈的“灵”之来历。人里面有灵，这灵是神的灵，是神在造人时吹入人体中的。希伯来原文，“灵”也是“呼吸”、“风”、“气”等。
《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清楚地表明了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大美大善，就是灵）是被启示出来，让人可以借所造之物——天地万物、人自身，感应到的。
我受邀成为中国“神性写作同盟”的主要成员之一，同盟论坛对施玮诗歌的神性写作展开过专题研讨；另外我也有许多作品被“第三极”作为重要的“神性写作”的代表作推荐；并和目前诗歌界神性写作理论倡导者和主要写作者刘诚、蝼冢，海上等，及批评者白鸭等都有许多交流。我感到他们的追求指向，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样，此步于：知有灵、知灵为大美善。却对灵为何？来自何处？灵与肉的关系为何？或茫然无解、或模糊回避。这种对“人学、人论”的模糊，造成了中国文学最多只是回归，从下半身回归上半身，从肉体回归精神，从现代回归古典，却无法超越，更无法整合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从而也就只能在形式、风格上变改，无法从根本上省查并垒实根基。
表面上看，这是中国文化中感性思想体系的延续，而实质上正是缺少直面“启示性真理”造成的。即便在现今中国文学大量接受、融合、甚至模仿西方文学之际，却仍是有意无意地，对西方文学背后的思想体系、神学体系采取潜意识的回避。总想让圣经的启示性真理（神论、人论、基督论等），浮表地转化，或牵强地等同于我们熟悉的旧有文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我们心里的文化自信与尊严。
最后的结果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在地球村模式的现代国际文化交流影响下，陷入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内在思想缺少因对话撞击而产生的更新、接轨；外在形式却失去文化之根、语言之根，挣扎于漂泊状态，并且因着翻译语言和表面阅读，造成中国文学创作的种种硬伤。
刘诚提出的神性写作三指标：向上、有益、尖锐，这显然来自于他写作与生命的良心敏感。但“上”上往哪里？何为支撑他向上的理论？怎样向上？有些神性写作者的尝试，就成了写长诗、写精神层面，甚至写神秘与晦涩，以精神贵族式的写作来诠释“向上”。另一些相对成熟的作者则在“有益”方面多做努力。
然而何为有益？自我中心的“有益”必然但来冲突，社会道德层面的“有益”，因缺少了“人论”的思想基础，常常流于浮浅。而“尖锐”的视角又来自于何处呢？于是，目前，“神性写作”还停留在否定的意义上，否定一些现代写作中“纯物质”、“纯肉体”的写作，但却还未能建立真正的“神性写作”，因其对“神性”的诠释是模糊的。中国文化中的神，也有多神、乱神之意，为了避免混乱，故而我提出“灵性文学”。
关于对中国诗歌界神性写作的分析与评述，请参看我的文章《“神性写作”呼唤上帝》（注3），此文也被收入刘诚主编的神性写作理论文集中，由此可见，《灵性文学丛书》的出版也是对中国当代写作的一种补充及回应。
二、灵性文学是有灵活人的写作
人都是有灵的，为何我要将基督徒的写作，特别称为一群有灵的活人的写作？
人都是有灵的，为何人类文学越来越走向物质写作、肉体写作，似乎真实的写作就只能是这样的？
人都是有灵的，为何当人试图神性写作时，却写不出“万有在他里面，他也在万有之中”的造物主的性情，却只能陷入虚幻、模糊的神秘主义写作，或是精神贵族式的自我满足、自以为义的写作？
其实，圣经中启示的人与上帝之灵的关系，非常清楚地回答了这一点。伊甸园中的人类始祖为了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肚腹的满足，吃了分辩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之后，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罪的惩罚就是死，而这死不是肉体立刻的消亡，是神的灵离开了人。中国古籍中写道：“而性灵多蔽，罕能知天道也”（《后汉书》）；“岁月飘忽，性灵不居”（《列传》）。
“灵”离开了的人。世上的人或感知了这离开，而思思慕慕，“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文学作品中对此的反映很多，典型的如屈原的《天问》。上帝之灵离开后的人，仍可以借着对天地万物冥想，借着一日三省对自身的体验，来明白神的神性（也即灵性，因神是一个灵），但这“明白”只能是模糊的。
人本主义的文化与人本主义的写作越来越昌盛，人越来越远离对神的敬畏，也就越来越远离冥想和自省，甚至无知无觉，生则不在乎“行尸走肉”，文则以肉体为“天地”，以情欲为“精神”，一如《魏书》中所说“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如此，文学走向无灵性的写作就成了必然与“诚实”。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承担了一切的罪并死而复活，这是造物主给人类第二次得到神的灵，成为“有灵活人”的机会。《罗马书》八章九至十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我们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中看到耶稣向他的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因此，我将跟随耶稣基督，接受圣灵内住，靠着神的义而活的人的写作，称为有灵活人的写作，其作品称为“灵性文学”，而不以他们的宗教表面的属性等来定义他们。
在这些有灵活人的字里行间，人与上帝与神圣之灵的交通是真切、平实的，充满了可触摸、可感知的幸福与明亮，而非神密幽暗的幻影。在《琴与炉》中“你却将我栽在雅歌中/仿佛一颗秋麦，被不经意地抛下/百合花的香气，令我惊慌羞愧/你用一瞥回眸安顿我（施玮《初熟之祭》）”生命在爱中被创造、拣选、预备，人遇见圣洁之灵时的羞惭，都如一个少女的日记般被朴素记录，而赦罪者也不再坐在天庭的高台上，而是用一瞥的回眸与人交流。“你用海水洗我的脚，用光线为我束腰。/你走在我前面，后面，/上面，里面。（鲁西西《走遍了地极》）”“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圣灵的内住、引领与看顾，整个宇宙都在这几句小诗里面有了体温。还有年轻诗人易翔的短诗《你与我同在》：“我哭了，泪就流到了你的心里。/我欢呼，你就在我背后微笑。/我走在死荫的幽谷，走在安歇的水边，/到处是你深深的脚印，/于是我的心平安了。”
这些诗句，猛一看似乎无从圈点，完全没有所谓“灵幻神密”写作的特征，但人读着却能感觉到那不可见的“灵”的存在；而一个有过灵性体验的人读着，便会泛起幸福的会心一笑，就仿佛恋爱过、或正在恋爱的人看一首情诗、一篇精采的爱情小说。文学的真实，正是引动人心中深层的真实记忆的回应。有灵活人笔下的“灵”、灵性体验、灵性空间都是贴近的，而非“云里雾里”的故弄玄虚。
三、灵性文学呈现有灵活人的思想与生活
文学写作是呈现人的思想与生活，那么有灵活人的写作就是呈现有灵活人的思想与生活。
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社会、同样的山水天地、同样的肉身起居，这群人与其它作者在思想和生活上有何不同呢？
因着人的有灵，人眼所见的山川便有了灵，人心所体会的风动、水流便有了灵，人口所述的花草鱼虫便有了灵。《大戴礼．曾子天园》谓，“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孔广森《补注》曰：“神为魂，灵为魄。”似乎隐约中感知神灵就是人的魂魄，或者说人的魂魄来自神的灵。
基督徒是人类中一群相信造物主的救赎，接受神的灵重新进入生命的人，也就是一群新的“有灵的活人”。这群人的文学创作同样应反映这群人生命状态的真实，在这个真实中，灵界、神迹、灵里的对话、圣灵的引导等都是真实的，因着至善至美的灵内住在这群人的里面，也因着这灵将“神的话”教导他们，因而他们看万事万物以及自身的眼目就有别于其它人群的创作。若是以是否写了有关教会和教义的事，来类分基督徒的写作，表面上看很容易，实质上有违文学本身的定义，从神学来看也不准确。
灵性文学丛书的散文卷《此岸彼岸》这一书名，正是蕴含了灵性文学的精意，这群作者的思想与生活，即是此岸的也是彼岸的，又即非仅仅是此岸的，也非仅仅是彼岸的。生命的视角与描述都超越了此岸今生，“在地若天”的境界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在短暂的今生时空中体味出永恒；在三维肉身的限制中拥有了灵性的解读。
《此岸彼岸》的第一篇，我选用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的《有求不应和未求已应》，此文即与此岸现实世界中的人生欲求、传统文化戚戚相关，却又以有灵活人的视角重新解读了命运，和人与神之间求与应的关系。“曾经，我急于用我的小手向生命的大掌中掏取一粒粒耀眼的珍宝，但珍宝乍然消失，我抓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可是，也在这同时，我知道我被那温暖的大手握住了。手里没有东西，只有那双手掌而已，那掌心温暖厚实安妥，是“未求已应”的生命的触握。”“未求已应”正是作者对基督教神学中“恩典与拣选”的体验性解读。
而在已逝杏林子女士的《天地岁月》中，幸与不幸在这里被灵性的眼光透视了，朴素的语言，安静地传递着一种可以穿越生死的生命力量。这力量不是作者刻意努力表现出来的，字里行间静静的喜悦与平安让人感受到这力量的外在性，是上天的赏赐，是有灵活人里面的灵的属性，是永恒自己发声。
《圣经》曾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伟人，不仅仅是它作为第一经典名著的不断被广乏引用的字句，更是它借着启示性真理赐予人的智慧，这智慧形成了灵性文学中仿佛一剑刺来让人愕然的哲思。“‘思想者’不肯躺进坟墓，所以，地狱的门口更加拥挤……”（宁子《地狱门口的“思想者”》）灵性文学中的哲思是独特的，它不是炫耀精巧高深的人的智力，而是一种生命之光。若说吴鲲生对离世与不离世的种种随思仍是彼岸之光对此岸的浮掠，那么莫非的“红玫瑰”、陈映瞳的“瞳眸”则让读者感到，不是在医院的病室长廊，而是开在彼岸的智慧之花，发出的光华正是“永生”与“信心”的魅力。
四、灵性文学启示出神的灵的属性
灵性文学第三个层面是表现住在人里面的灵的属性，也就是造物主之灵的属性。
中国古文化中大多用“性灵”一词，我认为这词的主要偏重点在于：从人和万物的“性”中揣摩“灵”的存在与属性。而我在此提出的“灵性”一词，是更偏重于神的灵（圣灵、神本身就是一个灵），借着所造之物（人、万物）所启示出来的他自己的属性。
灵性文学的存在前提是有一群神之灵内住的人的存在，而灵性文学最终要达到的，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人性的表达，更是对神的灵的属性的表达，也就是对宇宙中之至高的大善大美等造物主属性的表达，可以简称为对灵性的表达。
文学只有对灵性（造物主本性）的表达，才能传递真正的善美。才能呼唤并承载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从自我中心的善恶中、从幽暗的绝望中、从平面的琐碎中，飞起来。
灵性文学的产生，是人类文学从人本写作向神本写作的一次换位，不再是借着人的特性，来体悟“灵”的存在与美善，（性中之灵）；而是灵在人里面，借着人的言说（文字）、行动，散发出来的气息与光芒，（灵之性）。
灵性文学是有灵活人，其属灵生命的自然呼息。“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灵性文学所散发的神异芳香，不再是人之道德、圣贤之芳；也不再靠奇丽超绝的文字、异禀之哲思；这“灵芬”是“神之灵、神之律”住在人里面，借着文字散发的美善气息；是古代诗人大卫昼夜思想、口中甘甜的天之“道”，借着诗章透出的光。
这套灵性文学丛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琴与炉》中选了一批以圣经中人物与故事为题材的诗作。例如：施玮《神迹的喻示》、姜庆乙《亚伯拉罕和我》、匙河《汲水的撒玛利亚女人》、楚耳《伯利恒的牧羊人》等。
在西方基督教文学中，乃至一般非宗教文学和戏剧中，都有大量的这类作品。仅在诗歌领域，有就大批的圣诞、复活的节庆诗；里尔克的圣经人物及以福音书为蓝本的大组诗歌；纪伯伦的《人子耶稣》、《先知》等，在华文文学创作中却几乎是空白。《圣经》这本以希伯来与希腊文字写成的，出于中东地区的经典之作，为何能在西方结出这样的硕果，而在东方，那些人物与故事却只能遥远而呆板地，在简陋的儿童读物“圣经故事”里一现，不能成为文学之源呢？我想正是因为缺乏了有灵活人的写作，只有拥有圣灵内住的人，才能真正自我代入性地体验这本圣灵为真正作者的经典。
若从表面旁观，我们评论界有可能忽略，甚至贬低这类以圣经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华文诗歌界对里尔克的研究和翻译就曾忽略了这一大块），但若真正以文学的挚诚态度走入这类作品，就会惊叹作者的灵性体验与圣经中千年前的人物，与这些人物背后的作者，与那些作者里面的灵，是如何壮丽共舞的。这“共舞”正是神学与文学、灵性知识与灵性体验最高峰的呈现，可惜常被我们粗略地，以预设、偏狭的宗教观、文学观，撇弃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