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晚上，李夏第三次站在了《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当《午夜快车》的旋律响起来时，我听到了火车开动的声音，心也像那已经开动的快车一样，越来越快，激动不已，跟着李夏的歌，我也不自觉滴挥起了拳头大吼：“在！”

在，Being，存在，是。这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探索了了一生的主题。在，是其所是；不是一个现在的本质，而是当下整个的存在。当李夏喊出了这一嗓子“在”，整个〈午夜快车〉就成为演绎并呈现人之“在”的一首生命之歌。这“在”，是人之“在”，是生命之“在”，是我之“在”，是摇滚乐之“在”。刘欢一再说，摇滚乐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心中的摇滚乐就是这样子的。”而杨坤连连惊叹：“太好了！太完美了！太震撼了！”

〈午夜快车〉是触及灵魂的歌，就像几位导师评论的一样，这跟旋律的关系不大，而与摇滚的灵魂密不可分，这是摇滚，地道的摇滚，它是生命的节奏，燃烧的灵魂，狂放的生命，它是自由的精神，单纯的个人。

一声“在”，一下子把人拉到了当下的生命，整体的生命。在，还是不在？

前人有所谓一字之师，就是在你的文稿上改动了一个字，结果，点石成金，画龙点睛。在新版的〈午夜快车〉中，刘欢就有了这样的点睛之笔，真的是一个字：他把原来的“你”字，改成了：“我”。

从“你”到“我”，一下子就挺立了主体性，一个活生生的我，一个独立的我，一个为了自由而冒险的我。是“我”——单独的个体，自由的人格，不朽的生命。而这，就是摇滚的灵魂，摇滚，就是要呈现那个独立的我，自由的我，那个撕碎了一切伪装和束缚的原始之我即当下的我。

“起初，神创造天地。”

回到起初，那个最初的我，没有枷锁，没有捆绑，不受任何的束缚，除了天命之所在。但是，如今，这“我”已经被捆绑了，已经被束缚了，已经戴上了重重枷锁。歌之“我”，“我”之歌，就是要砸碎枷锁，斩断捆绑，挣脱束缚。回归“我”，成为“我”，作一个“我”——顶天立地的自由人，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七十亿人中那一个单独的唯一的我——上帝慈爱目光中的我

“ 有趟列车在今晚 要开向远方 

一个我从未去过 也不知名的地方。”

李夏的歌一开始就抓住了人心，列车，午夜，远方，不知名之地，我。这几个意象连在一起，这就太清楚了——这是一首生命之歌，它描绘的是“在”，是“我”，是人之生命的本真状态——这就是选择。

生命就是选择。人，就要选择生命，这一个不断地选择的过程，它往往是在黑暗之中进行的，午夜，漆黑一团，你不知道全部的情况，不清楚所有的可能，甚至不知道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你更不知道，这一去，会发生什么。

但是你清楚地知道，你不能像现在这样活着，哪怕别人认为你这样活得很好，你清楚地感受到，这样活着，生不如死，我已经死亡。活着的不是我，而是“我们”，“他人”，这个“我们”可以是父母的期待，别人的褒贬，社会的典范，它可以什么都是，但就不是“我”。因为不论外表怎么光鲜，怎么破败，但我清楚，我内心最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去，到我最渴望的地方去，若不是到那里，我活得就没有意义。哪怕是万人景仰，惊了天地又泣了鬼神，也是一样——没劲

我想到了里尔克的一段话，当年，一个年轻诗人问自己要不要写诗，里尔克回答说：这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只有一个唯一的办法，反求诸己，考察一下您写作的动机，检查一下它是否扎根于你的内心的最深处，您要坦白，如果不让您写，您是否必死无疑。这是首要的，您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躬自问：我必须写作吗？您要在内心里挖掘出一个深刻的答复。如果答复是肯定的，如果您可以用一句坚强的简单的话‘我必须’回答这个严肃的问题，那么您就按照这个必然性建立您的一生吧，您的一生，直到它最无关紧要，最无足轻重的时刻，都必须是这种冲动的标志和证明。（〈里尔克散文选〉绿原 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344页）。

对于李夏，或者说在李夏〈午夜快车〉这首歌中，一开始凸显的，就是这样的时刻和场景，就是生命如此的抉择：我必须唱歌吗？唱歌，这是我内心最深处的冲动吗？我是为歌而生，也为歌而死吗？上天创造了我，就是为了让我成为一首歌吗？

午夜的快车，未知的旅途，四野的黑暗，这一切都不能阻挡我，这一切都在呼唤我，走，到远方去， 到那“ 一个我从未去过 也不知名的地方。”去唱歌！

一遍一遍地听李夏唱：“ 有趟列车在今晚 要开向远方 ，一个我从未去过 也不知名的地方。” 我一次一次地想到了亚伯拉罕：他听到了上帝的呼唤，要他到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虽然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希伯来书 11：8）

但他，还是上路了。

李夏也是这样，上路了。

这路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