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快车》的第一个高峰在“在！”当我还听李夏似乎是安静地唱到“于是我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 要抓住什么哪？能抓住什么哪？我还来不及细想，突然一声，叫石破天惊也好，叫撕裂心肺也罢，半空中一声吼叫：“在！”

我在中国的歌曲中，从来没有听到人这样地唱到“在”，并且是“一而在”，“在而三。” “在！” “在！” “在！” 于是，歌词中的“在”字，就只能这样排列

“于是我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 

在

这午夜的快车 

在

这未知的旅途 

在

 这午夜的快车 

在

这未知的旅途。”

在2月21日的“遗珠之战”中，李夏告诉诸位导师，他唱这首〈午夜快车〉就是为了让人们听到“更真实更有灵魂的感觉”。刘欢回应说：“你做到了，我觉得你做到了。”杨坤说，我从内心里感受到了那种很特别的，摇滚的气质。

一声“在”，敞开了人的灵魂。

但是，这个“在”，蕴藏了什么，让人感受到了什么。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个在，是思想，怀疑，逻辑，理性，这显然不是李夏歌声中的“在”。李夏的“在”，一下子把人拉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在这样的“在”之中，才能矗立着“我”，而不是站着“我们”，“群众”，“人民”。好像是克尔凯郭尔说过，群众就是非存在，它没有个性，没有棱角，没有生命，它不会流泪。人民也是如此。

李夏唱（或者说喊）出的“在”字，让我想到了歌德的〈浮士德〉。〈约翰福音〉中的第一句话是：“太初有道”，浮士德想着如何把这一句话翻译成德文。译成“太初有思”吧，不妥当。翻译成“太初有力”吧，也不准确。最后，他充满信心地写下了一行大字：“太初有为。”

这“有为”之“为”，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自强不息，绝不仅仅是不断地奋斗，更是不断地存在，不断地生成，不断地成为新的存在，日新而又日新的存在。“在”，它的根本特性就是敞开，就是生成，就是新的可能，就是成为“新在”。

浮世德在与魔鬼梅菲斯特签约时表态：“如果我对某一瞬间说：停一停吧！你真美丽！那时就给我套上枷锁，那时我也情愿毁灭！那时就让丧钟敲响，让你的职务就此告终，让时钟停止，指针垂降，让我的一生就此断送！”

他说：“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车轮；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岂止是男儿，人的生命也当如此，绝不停止存在。““只有那些每天去争取自由和生活的人，才配享有自由和生活！”

成为“新在”，就是争取自由，获得自由，分享自由，传递自由。

“在”，“自由”，这就是摇滚的灵魂。

中国人失去自己的灵魂已经很久了，灵魂已经对“我”对“在”麻木不仁了。记得将近三十年前在北京读书，曾有幸成为张岱年先生的私淑弟子。张先生多次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尊官贵长，因循守旧，家庭本位，，一盘散沙等种种恶习。尤其是从宋朝以后，“三纲”成为主导的价值观念，“天下无不是的君”，“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两个“无不是”从根本上扼杀了个人自由。

五四新文化思潮，其基本点就是弘扬个人自由。

李夏这一声“在”，延续的正是五四的血脉，而与中华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传统分道扬镳。

在，就是我的在，成为我——独立自由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