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 ( Wang Mingdao ) 1900 ~ 1991

2017-06-13 13:43 浏览量: 300 作者: 华人辞典 来源: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摘要:中国教会著名基督徒布道家、作家;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为信仰甘心受苦,宁愿坐穿牢底也不违背自己良心的基督徒铁人。

中国教会著名基督徒布道家、作家;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为信仰甘心受苦,宁愿坐穿牢底也不违背自己良心的基督徒铁人。

王明道于1900年7月25日(光绪二十六年)生于北京,正值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年。其父名王子厚,在北京美以美会所开设的同仁医院做医生, 30岁时与李文义结婚。李文义年少时曾在伦敦会在北京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婚后二人共育有五个孩子,王明道排行最末。不幸的是,其他三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只有长女和王明道得以存活。

在王明道尚未出生之前,义和团乱起,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四处追杀"洋人",许多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纷纷躲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避难,王子厚携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和长女也在其中。由于义和团攻击猛烈,使馆区岌岌可危。胆小的王子厚唯恐落入义和团手中,竟撇下母女二人和尚未出生的孩子,在花园中自缢身亡。此后不久,李文义在东交民巷生了王明道,为他接生的外婆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铁子"。不想,日后的王明道人如其名,一身铮铮铁骨,威武不屈。

在动乱中的孤儿寡母欲谋生计实在不易,王明道童年时经常忍饥挨饿,故身体孱弱,经常生病。在其生长的大杂院里,皆为社会下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故其从小就体会到社会丑恶及人心之险恶,从而也造就出他嫉恶如仇的性格。

王明道自幼酷爱读书,在母亲的帮助下,入学前就已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明贤集,还有圣经、天路历程,以及正道启蒙等基督教书籍。九岁时入伦敦会创办的萃文小学读书,母亲为他取了个学名叫"永盛",即永远昌盛之意。小永盛每天除学习四书五经、算数和国文等课程外,还经常参加学校中各种宗教活动,如圣经课、崇拜聚会和祷告会等。由于母亲是伦敦会的教友,故亦经常带他到教会中参加崇拜等其他教会活动。由此可见,王明道童年和少年时期,一方面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一方面也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虽然如此,年少的王明道和当时许多学生一样,对宗教活动不大感兴趣。在其自传《五十年来》中,他说:"我一直到十四岁的春季,从礼拜堂中不但甚麽也没有得着,而且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14页)。但他对生之追寻,对死之归宿等问题却自年少时就深为关切,而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却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桉。故他在思想上十分彷徨,生活上随波逐流。直到1914年春,一位基督徒诤友对他的劝诫和带领,才使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机。这位朋友敬虔的基督徒生活,以及对王明道生活上的过失"严厉的责备",使王明道深为敬重。在他的带领下,王明道开始阅读当时基督教青年会书报部干事谢洪赉的着作,从而使王明道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改变。"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与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同上,15页)。这是王明道属灵生命的开始。同年复活节,他在伦敦会的一所礼拜堂里受洗。这期间他经历了重生的经验,生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前判若两人,开始过着有规律的灵修生活,每天读经、祷告,热心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到中学毕业前,他已经是一个颇为正派的基督徒。

王明道当时所处的年代正值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的年代。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他也怀有一颗爱国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曾以美国林肯总统为楷模,一心想成为一个政治家,救国救民。但不久他内心强烈感受到神的呼召,要他去作一个传道人。起初,他对这个呼召很抗拒,内心经历痛苦挣扎长达三年之久,因为要成为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和成为一个"卑微的"传道人,这两者间毕竟相去甚远,要让自己放弃作政治家的野心,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直不肯对神的呼召让步。后来他相继罹患重病,1918年6月的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他的性命,当时他唯有向神悔改以求得医治。他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同上,26页)。

王明道从萃文中学毕业后,到汇文大学读预科班。1919年,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学校变动,王明道一时求学无门,后经朋友介绍,到保定县长老会所办的烈士田小学任教。除教书外,他以德行感化学生,经常与学生一起聚会,教他们立身处世之道和基本的圣经知识,使学生们的生活发生很大改变,王明道也从中认识到改变人心之重要。同时,从他多年来对教会状况的认识与了解,深感教会需要改革,需要彻底的属灵更新。他将此视为己任,为神作工的愿望亦愈加强烈。

1920年夏,王明道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野心,顺服神的呼召,决心以"明道新民"为己任,做一个"人心改革家",拯救人的灵魂。此后,他改"永盛"之名为"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同上,37页)。同时为自己设定新的目标,立志成为一个大布道家。他打算先读大学,再入神学院深造,然后再去英国留学。

王明道在烈士田学校任教一年之久,期间在校内创立了基督教青年会,自任会长,引以为傲。但在1920年11月21日晚上,一位朋友与他的谈话却完全改变了他的思想、信仰和人生道路。这位朋友与他谈论罪的问题,指出骄傲是人生最大的罪恶,直刺王明道的内心,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虚荣与骄傲。在同一位朋友的影响下,王明道对洗礼的形式亦产生了疑问,经过详细查考圣经,他确信浸水礼比点水礼更为符合圣经的教训,于是他决定请北京使徒信心会的朱鼎臣牧师前来为他施浸。这件事引起长老会和学校当局的反对,但他宁愿选择离校,也要"顺服神的命令"。最后,他和几位为洗礼之事一同退学的同学,冒着严寒,在保定城外护城河桥下的冰窟窿里,接受了浸礼。此举同样遭到母亲和姐姐的责难,一度使王明道内心非常痛苦。日后王明道忆及此时亦承认自己年青时"热心有余,智慧不足"。

此后三年之久,王明道效法圣经先贤们的旷野经历,过着读经、祷告、禁食、默想的属灵操练生活。这期间他曾到灵恩传统的使徒信心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聚会,并曾接受过灵恩运动的思想以及守安息日的主张。后来经一位瑞典基督徒毕胜道(Eric Pilquist)的指点,使他真正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对救恩也有了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从1921年起,王明道开始其讲道生涯。从其早期事奉中,就可看出他对教会中那些没有属灵实质、形式主义的宗教活动,对那些不良传道人,以及谬解圣经的自由派新神学深恶痛绝,表现出他传道的热忱,对信仰的认真,以及他不妥协的性格。

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亦常应邀到全国各地讲道。在1925-26年间,曾先后到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天津、福州和绍兴等地布道。他以耶利米先知的使命为己任,认为神要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他在讲道中,严厉斥责世界的罪恶,抨击教会中背道之事,呼吁世人速速悔改。他刚正不阿,对罪恶毫不妥协。他所秉持的态度是"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招来神的震怒"(同上,22页)。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去过全国二十四个省,在三十多个不同宗派中讲道。

王明道不仅主张读经,也主张"读书、读事、读人"。他的神学思想和讲道信息都非常注重现实生活问题,尽力帮助人认罪悔改,追求圣洁,以效法耶稣基督为最终目标,由生命带来生活上的改变。

1926年11月,王明道在杭州与刘景文订婚。1928年8月,二人举行婚礼,结为夫妇。婚后育有一子,取名"天铎"。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王明道亦越来越重视文字工作,先后出版数册关于教会和基督徒生活的小册子。1927年,王明道创办《灵食季刊》,其中大部分内容都由他亲自执笔,除圣经基本要道和讲道信息外,还有关于基督徒生活,以及护教等方面的文章,特别对教会中那些受西方自由主义神学影响的"不信派"的抨击,不遗余力,为真理的道竭力争辩。1928年,季刊开始出版单行本,遍销全国二十八省,在信徒中颇有影响。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其中的领袖人物包括宋尚节、计志文、倪柝声、贾玉铭、王明道等人。他们持保守的神学立场,高举圣经权威,讲道信息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他们特别强调个人的重生得救和认罪悔改,注重成圣追求,关注实际生活和道德问题,使教会复兴之火烧遍大江南北。王明道是当时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之一,因着他强有力的信息,跟随他的人甚多。

1930年,王明道开始在小报胡同四号葛嘉先生的地方举行聚会,每周定期两次。1933年春,由于聚会人数多起来,先后租借隆福寺街5号社交堂,和前炒面胡同甲23号举行聚会,每周聚会亦增至四次。为长久之计,从1934年8月开始,王明道鼓励会众为建堂之事奉献。1936年春,他们募足款项,购下史家胡同42号地方,开始建堂。1937年7月底新堂告竣,8月1日举行献堂聚会。王明道为其取名"基督徒会堂"(The Christian Tabernacle),向政府立案。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一个典范,其教会事工完全是本色化模式,在行政上与西方任何差会无关,一切经费全靠信徒自由奉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为保教会安全,以维持教会日常工作,许多教会领袖在日军控制之下,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翌年1月,各教会联合组成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并且劝谏王明道加入。这是他人生中所面临的一次重大抉择,如果他不参加促进会,教会将会被日军关闭,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如果参加,他觉得违背圣经的原则,在信仰上通不过。因他一直主张政教分离,讲道、事奉从来不碰政治。在他看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日军用来操纵教会的政治工具。此外,王明道觉得一个属灵的教会不可与属世教会为伍,认为在许多教会里有很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许多教会与世界联合,内中充满着背道之事。因此无论在道德或信仰上,他都觉得不能与其他教会妥协或合作。他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更不想别人因他而跌倒。于是,他以圣经的话"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为依据,与其同工们决定不参加联合促进会,而且愿意为此承担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当时王明道提出不参加的理由有两点:一、基督徒会堂是一所自立教会,不属亲英美的"敌系教会";二、他的信仰和神学立场使他不能加入这样的联合组织。一位名叫织田金雄的日本牧师曾劝导他,晓以利害,但无济于事。

1942年8、9月间,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在日方操纵下,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由日本牧师石川四郎为总干事。10月10日那天,王明道被召到日本调查官武田熙面前问话。武向王明道指出,华北教会联合是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势在必行的事。但王以宗教信仰的原则来回答他,说:"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要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的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使团,是绝对办不到的"(同上,150页)。本来王明道为此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后来日本人竟没有对他施加压力,迫使他加入。王明道将此视为神迹,是神的特别护佑与眷顾。

此后,王明道的《灵食季刊》也曾面临同样的难处,但都幸免于难。通过这些属灵的争战,使王明道养成了一种为道殉难的精神,坚定了他对教会与政治的立场,以及不与其他教会合作的作风。他说:"我严格主张教会不能与世俗合流,神的工人不能受不信的人的支配。我严格主张笃信救恩的教会不能与不信派掌权的教会联合,神的真工人不能与假先知、假师傅合作"(同上,146页)。

抗战期间,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虽然经历许多危险与磨难,但皆化险为夷。即便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平稳的发展。到1949年底,例常聚会人数约有七、八百人。王明道接纳信徒采取"宁缺勿滥"的原则,要求非常严格。他的一贯作法是:在未清楚知道一个人是否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之前,不予施浸。故此,从1933年到1949年十几年里,基督徒会堂受浸信徒总数不过570多人。

抗战胜利后,王明道有更多机会外出主领聚会,先后到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和西安等地布道。1946年,王明道从华西返回北京后,他的姐姐和母亲先后去世。

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共产党接管政权。1950年5月,在共产党政府授意与支持下,一些主流教派的教会领袖在北京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宣言"。这是个政治宣言,清楚表明教会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政教要紧密合作;而且教会必须要"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由是而发轫。在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教会内部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控诉运动,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及其在中国教会的代理人"。西方传教士被全盘否定,中国各教会和机构的领袖和传道人多遭批判和整肃。

王明道对新政府的宗教措施采取冷静的态度,一如既往地以信仰的立场来看待政权问题。他坚持两条基本的原则:一、神是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上的一切权威都出于他。信徒因为顺服神,所以顺服地上的掌权者。二、政治与宗教分立,不应彼此干预。他指出:"掌权的人所发的命令如果与神的旨意不相冲突,我们应当为顺服神的缘故而服从他们;但他们的命令若与神的旨意不合,我们便只能顺从神,却不能顺从人了"(王明道:"权柄在谁的手中呢?")。在此等原则下,他秉持毫不退缩,绝不妥协的态度。

王明道从信仰立场出发,对三自革新运动提出质疑与批评。在其"真理呢?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中,王明道义正词严地指出该运动不合圣经之处。通过对三自革新运动所发表的言论分析,他认为该运动是"不信派"的杰作,是为"反对神的人效力,要从教会里面来消灭基督的福音"。他称这些"不信派"为"犹大的门徒",并且坚决拒绝与他们合作。他分别与吴耀宗和丁光训等三自领袖进行辩论,坚持"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的立场。当然,三自运动的领袖们无法容忍他这种强硬的态度。

1954年7月,当全国基督教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三自当局曾希望争取到王明道的支持与合作,但遭到王明道的拒绝。同年9月,北京"三自会"组织召开控诉王明道大会,要求所有教会和基督教组织派员参加。当时控诉会场内气氛肃杀,有人扬声咒骂,有人静坐哭泣。王明道眼望天花板,一言不发,任人控诉、攻击和辱骂。

1955年5月,三自运动在北京召开年会,三自领袖们试图作最后一次努力来争取王明道,派六位代表去见他,但均被他拒之门外。最后,"三自"领袖们见争取无望,遂恼羞成怒,决定除掉这个三自运动的"绊脚石",以儆效尤。7月30日,三自运动喉舌《天风》刊出"加强团结,认清事实"的控诉檄文,罗列出王明道"破坏三自爱国运动"、"与政府为敌"等罪状,号召全国各地教会举行会议,批判控诉王明道。

在同年8月7日主日崇拜聚会上,王明道最后一次讲道,题目是"人子被卖在罪人手裡了"。当夜凌晨,王明道与妻子刘景文被捕,控以反政府的罪名,同日被拘捕的还有十八位学生。不久,基督徒会堂被当局查封。起初,王明道被判刑十五年,被关押在北京市草岚子胡同13号看守所。很快,由于惧怕被枪毙,王明道竟否定了自己所坚持的信念。1956年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特别集会上,王明道作了题为"自我审判"的检讨,承认自己是一个犯过许多罪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反对政府的三反运动,煽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仇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攻击三自爱国运动,以及敌视党和政府等罪名。之后,王明道获得释放。在释放前,王明道签署了一份悔过书并立功赎罪计划,保证出狱后,带领基督徒会堂,参加三自爱国运动。

由于严重的精神折磨与摧残,获释后的王明道精神几近崩溃。他时而说自己是彼得,曾多次否认主的名;时而说自己是犹大,出卖了爱他的主。无时无刻不受着良心的谴责。一年多后,他的信仰得到复兴,精神也渐渐复原。最后在良心的催促下,他与妻子自动走进公安局,否认先前的悔过书,否定所加给他的罪名。1958年4月,夫妇二人再次被捕下狱。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们先被关押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1959年11月,迁往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看守所;1960年2月,再被转往北京市自新路看守所关押。1966年秋,王明道被押解到山西大同劳改煤矿;1968年4月,又被转押到山西省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荫营。王明道系狱后,人们还少知道他的消息。1971年夏,从国内曾传出他的一封信,内中说道:"不要为我担忧,我比许多麻雀的价值要大得多"。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消息。

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虽然身边没有圣经和诗歌本,但王明道凭着熟记在心的圣经经文,不断获取属天的能力与安慰。这些经文包括林后4:16-18节;弥7:7-9节;太6:14-15节,以及罗12:19-21节等。他还经常颂唱圣诗以自勉,其中他最喜欢的有"安稳在主手里"、"救主领我"、"基督精兵"等诗歌。狱中他更学到极宝贵的一课,那就是饶恕之道。以前曾有人出卖他,控告他、迫害他,但后来他本着基督的爱都宽恕了他们。

1979年11月,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政府决定释放王明道。但当他看到释放证上注明他是反革命罪犯时,他不肯走出监狱。他坚持说:"在上帝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在国家的法律面前,我从未犯过任何罪"。1979年12月29日,山西省监狱当局使计,叫他搬到监外三间房居住,如此将他诱骗出监狱。1980年1月,其子王天铎赶去山西,将他接回上海平江路13号,与儿子一家同住。此前二年,夫人刘景文已获释放。至此,为了信仰和良心的缘故,王明道共度过长达近二十三年的牢狱生涯,其妻刘景文也付上了十八年的牢狱代价。出狱后的王明道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容颜苍老,但精神充沛,声音洪亮。因患白内障,他双目几近失明;大部分牙齿已经脱落,双耳听力极差,与人交谈,需借助于助听器。王夫人右目失明,左眼也患有白内障,听觉失聪。1983年秋,王氏夫妇随儿子搬到上海武康路69号新房子居住。

王明道出狱后,前来关心、探访他的中外基督徒朋友络绎不绝。1981年春,著名宣教士艾德理(David H.Adeney)和妻子德忠玉(Ruth Temple)拜访了王明道。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在香港宣道会滕近辉牧师的陪同下,特地到上海看望了王明道。在讲述受苦经历时,王明道引用启示录2:20节的话"你务要至死忠心"。

回顾自己漫长的牢狱岁月,他对来访者说,他不是政府的罪犯,乃是像使徒保罗那样的"坐监者"。他认为是神保守了他多年的艰难岁月,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操练他,塑造他,让他属灵生命更加增长,使他的软弱变为刚强,失败转为胜利。他亦引用孟子之言自勉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他自认"五十岁前作到前二语,五十岁后始作到第三点"。王明道不愧为中国教会的基督徒大丈夫。内地会传记作家赖恩融(Leslie Lyall)牧师在其着作《中国教会三巨人》中,把王明道列为中国教会三大属灵伟人之一。

1991年7月28日早晨,王明道为主耶稣基督忠心至死。1992年4月18日,刘景文也追随王明道而去。他们真正息了世上的劳苦,脱离了衰败的躯体,与他们终生所爱、所事奉的主同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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